雍正三年，年羹尧获罪，牵累众多。其中，钱名世亦受牵连，遭逢独特惩处，堪称史无前例。雍正针对钱名世所施惩戒之法，独具一格。相较于斩首示众，此等惩处对钱名世而言，无疑更为严苛，令其痛苦不堪，仿若置身生不如死之境。

【几首赠诗引来灾祸】

钱名世，字亮工，籍贯为江南武进，于清康熙三十八年考中举人。其履历虽简，却隐匿着独特关联。年羹尧，同样字亮工，且亦在康熙三十八年获举。二者于字号与中举时间上的重合，引发诸多探究与思索。

于科举制度盛行之时代，同年关系乃是构建官场人脉网络的关键要素之一。钱名世与年羹尧，一则字号相同，二则同属同年登科，此双重关联，使其二人关系迥异于寻常同僚，自非偶然。

康熙四十二年，钱名世于科举中高中进士，荣膺一甲第三名，旋即获授翰林院编修之职。在康熙统治时期，钱名世如同诸多出身翰林的同僚，于学官序列中履任变迁，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等职务。

凭借翰林出身这一极具含金量的资历，未来仕途往往一片光明，若能获帝王青睐进而入内阁、拜宰辅，亦非全无可能。雍正登基伊始，钱名世的仕途尚未取得显著成就，彼时其主要履职于编修书籍、纂修史籍等事务。

所幸，钱名世于参与《子史精华》及《骈字类编》的纂修工作后，获朝廷嘉许，敕令交由论功行赏。若诸事顺遂，依据既定的京察制度流程，下一次京察之际，钱名世有望获得擢升。按常规的官员升迁路径，其极有可能升任内阁学士之职。

雍正三年，年羹尧一案事发。彼时，雍正帝于彻查此案的过程中，依据相关线索，将钱名世纳入年党之列。据载，证据源自雍正二年年羹尧入京之际，钱名世所作数首谄媚逢迎之诗。诗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之句，足见其对年羹尧的阿谀之态。

从专业的文学阐释角度而言，这两句诗实则援引了周成王时期召伯与周公旦分陕而治的历史典故，其目的在于与年羹尧所肩负的川陕总督之重责相呼应。然而，钱名世在运用此典故时，未免显得过于粗疏。需知，该典故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意涵，即周公、召伯当年辅佐成王之际，乃是以摄政之方式施行治国理政。将如此典故类比于年羹尧，显然在情境适配性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古人云“言多有失，文饰致患”，钱名世向年羹尧赠诗之举，已然触犯雍正帝的忌讳。不仅如此，在其另一首诗作里，钱名世还写下“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

就这两句诗而言，其理解颇具一定难度。回溯历史，在康熙皇帝执政的晚期，皇十四子胤禵以大将军王的身份出征西藏，并成功平定叛乱，立下卓著功勋，康熙皇帝遂为其勒石立碑以彰其功。然而，雍正皇帝即位之后，出于对胤禵的忌恨心理，认定先前碑文所记功绩存在不实之处，故而对该碑文予以重新撰写。与此同时，钱名世持有如此观点：鉴于年羹尧在平定青海叛乱中展现出卓越才能并取得胜利，依据过往之例，朝廷理应再立“第二碑”。

雍正二年岁末，钱名世向年羹尧赠予诗作。彼时，雍正帝已对年羹尧有所考量，萌生出惩治之意，并将钱名世此举记录在案。及至雍正三年，年羹尧获罪。旋即，雍正帝颁下旨意，指斥钱名世此举，乃是文人鲜廉寡耻、投机钻营之表现，严重背离圣贤所传之道统，实无资格忝列儒门。

雍正帝降旨，将钱名世革除官职，遣返原籍。相较因年羹尧案受牵连而被斩首示众，且家人亦遭发配至宁古塔的汪景祺，钱名世所受惩处已属从轻。然而，此事并未就此平息。雍正帝犹感愤懑难消，遂以御笔亲书匾额赐予钱名世。

【名教罪人使家族蒙羞百年】

在雍正朝，钱名世获赐御匾，其上赫然书有“名教罪人”四字。此四字寓意深刻，实指悖逆并损毁封建礼教之辈。这一举措，堪称封建专制时期帝王针对文人所施行的极致惩处手段，旨在令受罚者及其家族陷入万劫不复之境，使其在礼教规范的严苛审视下，永无重振声名之可能。

单就钱名世的文学造诣而论，其于彼时荣膺“江左才子”之誉。于此类拥有功名与地位的文人来说，生死并非最为关键之所在，声誉的维护与保全，才是他们所极为看重的核心要点。

在专制时代，文人对声名的看重，实乃一种固有特质。以海瑞为例，其向嘉靖帝直言上疏之举，虽表面似为江山社稷与天下百姓谋福祉，然深究之，亦难脱博取名声之嫌。又如张廷玉，其一生秉持不贪财之操守，却于暮年执意恳请乾隆帝出具保证书，以确保自身能够配享太庙，为此遭受诸多折辱。此等行径，无疑是文人爱名的典型例证。

雍正洞察文人特质，未对钱名世施以极刑，而是采取更为峻厉之惩处举措。为儆戒世人，雍正特颁旨意，责令地方官员将“名教罪人”之匾额高悬于钱名世宅邸正门。同时，饬令常州知府与武进知县，每逢初一、十五，务必亲往查验该匾额是否妥善悬挂。

至此，钱名世已遭相应惩处，按常理，雍正帝的愤懑理应得以纾解。但雍正帝犹感未足，旋即又颁布一道上谕称：

钱名世阿谀谄媚奸佞之徒，不仅专门撰文并赐予匾额，且令诸位大臣以赋诗之举彰明惩戒之意。此举并非仅针对钱名世这一宵小之辈，实则意在令天下臣子知悉，若触犯名教而获罪，即便厚颜苟活，其辱更甚于依法伏诛而死。盖因所有饱读诗书之士，皆应领悟朕之深意，人人皆当自我砥砺、精进不休。

上谕明确规定，凡于京城任职且为进士出身之官员，无论品级高低，皆需创作一首针砭钱名世之诗作。雍正帝此番针对这位学识渊博文人的周密举措，引发部分朝中官员的不满。其中，数位官员因所作之诗言辞力度未达雍正帝预期，而遭受惩处。

例如，翰林院侍读学士吴孝登，因其诗作未达水准，故而遭革除官职之惩处，并被流放至宁古塔。与之类似，侍读学士陈邦彦亦因诗作存在谬误，无端遭受整饬。

雍正四年五月上旬，一批颇具讽刺意味的诗作迅速汇聚于雍正帝案前。旋即，雍正帝降旨，着人将这些诗作送达钱名世处，勒令钱名世自行出资刊印成书，并分发至全国各省的官学之中，以作为学子们鉴戒的反面范例。

钱名世获罪之后，其家族子孙在科举入仕之途被阻断，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近乎沦为贱籍。诚然，钱名世获罪确属咎由自取。然而，从历史的宏观视角审视，雍正帝作为一代贤明君主，在此事处理上所展现出的格局，仍存在值得探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