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指战员获授衔、授勋。当时有言：“男儿不轻落泪，只因未到授衔之刻。”

对于军衔授予，有人觉公平，有人觉过高，有人觉自己应更高。李元明作为大校，在回忆录中表示：有人资历相当却成将军，我不明白为何我不能获此殊荣。

李元明认为自己应获将军衔，基于其个人成就与资历，他评估自己符合授予标准。

他认为军衔授予依据原级别、军龄及现职。自己土地革命时入伍，已20年，且为副军职，符合少将授予标准。

1935年，李元明因宣传工作经验加入红6军团任班长，随即入党并升为排长。次年，他历经艰辛抵达陕北，任连长参与东征西征。后因工作需要改任副连长，有情绪时被团首长开导要专注革命。

抗战爆发后，他编入干部队，随旅部行动，负责地方群众发动与部队扩编，吸引2000余人参军，升任连长。后因伤代理团供给处股长，继而担任副营长。

1941年，部队前往南泥湾进行开垦，1944年则随王震南下参与战斗。

1945年，359旅成立后，他任719团参谋长并入中原军区。突围后抵延安，再进吕梁任副团长、分区及旅参谋长。1949年部队改编，他任21师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31师副师长参与朝鲜战争。1952年晋升为师长，随后转至东北军区炮兵部队，担任副司令职务。

他自参军起至1955年被授予军衔前，其工作履历涵盖了军队的多个阶段，展现了持续的职业发展。

从职务角度看，新中国成立时他仅为师参谋长，1952年全军军级评定时升为副师长。军级评定直接影响日后的军衔与薪资。

1952年，正师级以上将领有机会获授少将或大校，依据资历和战绩决定。他因时任副师长，未达到正师级标准，故不符条件。

他误以为自己副军职授军衔已达标准，未考虑1955年新中国成立后将领普遍提拔情况。评级依据的是解放前的战绩、资历、职务，不含解放后的晋升。

他提及资历较低的“三八式”知识分子干部被授将军衔，质疑自己为何不能获此殊荣。

抗战时参军授将军衔者稀少，李耀文乃其中之一，军中才子。1937年春入党，抗战中任地方要职，解放战争历任旅政委、纵队及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49年9月任军政委。

解放前他已达正军职，按评级本应维持，但因缺土地革命战斗经历及抗战非主力作战，故授予少将。其资历浅，但职务高。

李元明解放前为师参谋长，军队评级基于此。授军衔则依据军级、战绩和资历，与现职无关。他或有误解，因比他资历深、职务高且为大校者众多。

1955年他未获军衔，但9年后，即1964年，被晋升为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