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万言书”点燃导火索

1959年7月，中共中央选择在江西庐山的秀丽山色中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初衷很明确，就是要好好总结一下“大跃进”推行一年多来的经验教训，打算把那些左倾的错误政策掰正过来。当时的“大跃进”已经搞了一年多，从1958年开始，全国上下都在轰轰烈烈地追求高指标，各地干部为了完成任务，纷纷虚报粮食产量，比如有的地方硬说亩产上万斤，实际上连几百斤都不到。

与此同时，公共食堂被强行推广，农民的粮食被集中起来统一分配，锅碗瓢盆都得上交，家家户户连做饭的家伙什儿都没了。结果呢，农村的粮食储备迅速告急，1959年初夏，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吃不饱饭的情况，饥荒的影子开始悄悄浮现。

7月14日，彭德怀坐下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万言书”，其实字数没那么夸张，大概几千字，但内容却很实在。他在信里一条条列出了农村的真实状况：浮夸风吹得太离谱，粮食产量被吹上天，可田里根本长不出那么多庄稼；生产指标定得高得吓人，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基层干部为了交差只能瞎报数字；还有农民的生活，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吃不上饭的越来越多，甚至有些地方连野菜都快挖光了。彭德怀写这封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把这些问题摆到桌面上，希望中央能正视现实，调整一下政策，别让老百姓再受苦了。

7月初，大家陆陆续续上山，住进庐山的招待所，会议还没正式进入正题时，很多人都在聊聊风景、喝喝茶。毛主席也在会上说了，这次会议就是要听听大家的意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不用怕得罪人。彭德怀是带兵打仗出身，性格直来直去，觉得既然中央让提意见，那就得说真话。信递上去后，最初几天，会议还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讨论的重点还是围绕“大跃进”的得失，有人提到了浮夸风，有人讲了公共食堂的弊端，气氛虽然不算热烈，但至少还算正常。

7月14日信交上去没多久，会议的风向就起了变化。彭德怀的“万言书”在与会者中传开了，有人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毕竟农村的情况确实摆在那儿，可也有人觉得他这话说得太冲，太不给“大跃进”留面子，甚至是在挑战党的权威。

康生的“上纲术”

1959年7月23日，庐山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毛主席在全体与会者面前公开点名批评彭德怀的那封“万言书”。他明确表示，这封信里透露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味道，认为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不只是提建议，而是对政策方向的质疑。

康生抓住了这个信号，马上站出来接过话头，开始对彭德怀展开系统性的批判。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多次发言，每次都把彭德怀信里的话拿出来细细拆解，比如信中提到农村的浮夸风和粮食短缺，康生偏偏不从经济角度看，而是硬说这是彭德怀在“攻击党的领导”，是在否定中央的权威。他还翻出了1940年的百团大战，说彭德怀当年带着八路军打了那场大仗，根本没跟中央好好请示，完全是擅自行动，暴露了他身上还残留着“军阀思想”的老毛病。

康生很懂得拉拢其他与会者一起发力。会议进行到后期，有些人本来对彭德怀的信还有点认同，觉得农村的问题确实得解决，可康生不给他们留余地。他联合了几个支持他的干部，在会上轮番发言，把彭德怀的建议书越描越黑。

到了7月底，黄克诚和邓华这两位跟彭德怀关系密切的将领看不下去了，站出来想帮着说几句话。黄克诚当时是总参谋长，他在会上提到，彭德怀的信出发点是好的，是想让政策更贴近实际；邓华也附和，说彭德怀在军队里一直很讲纪律，不该扣上“军阀”的帽子。

可康生根本不听这些，他当场反驳回去，说黄克诚和邓华这是在为彭德怀“开脱”，还暗示他们跟彭德怀是一伙的。康生的态度强硬，言辞尖锐，把辩解的路都堵死了。到了8月初，会议的调子彻底定了下来，彭德怀成了众矢之的。8月16日，中央全会正式通过决议，宣布彭德怀犯了“反党错误”，直接把他从国防部长的位子上撤下来，之后他就被安排搬到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住着。

康生的斗争“老本行”

康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那股子狠劲，其实是他几十年来攒下的老本行。早在1930年代，他就被派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那时候，他跟王明搭档，两个人配合得挺默契，专门对付那些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当时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学生不少，有些人对王明的路线有看法，觉得他太听共产国际的话，不够独立。

康生就跟王明一起，给这些反对派扣上“托派分子”的帽子，直接把人打下去。比如后来成了开国中将的孔原，当时还是个留学生，就因为跟他们的路线不对付，结果被康生和王明联手整得连学籍都被开除了，只能灰溜溜回国。这件事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闹得挺大，康生也因此在斗争圈里崭露头角。

到了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康生又有了更大的舞台。他被任命为社会部部长，负责抓“特务”。他搞了个“抢救失足者”运动，说是要清理队伍里的隐患，结果三个月下来，整出了1.5万个所谓的“特务”。这些人里头，大部分其实都是冤枉的，比如有些干部只是随便说了几句牢骚，就被康生抓去审问，最后硬扣上罪名。后来中央发现这事搞得太过火了，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把这些冤案一一平反。

1947年，康生被派到晋绥地区搞土改，他还是老一套路子，推的都是极左政策。他提出“穷人当家”的口号，要求把地主彻底打倒，连稍微有点家底的农民都不放过，结果当地乱成一团，社会秩序都崩了。毛主席看不下去，把他下放去整顿，可这也没让他消停下来。

到了1966年，康生又被提拔起来，他把以前的经验拿出来使了个遍，比如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桩案子上，他翻出了1936年的旧账。当时薄一波等61个同志被国民党抓了，为了保存力量，中央批准他们出狱，可康生硬说这是“变节行为”，愣是把这事变成了反革命的大案。

1970年，又一次庐山会议，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的时候出了岔子，讲了些不合时宜的话，惹得毛主席不高兴。康生一看风向不对，立马掉转枪头，站到毛主席这边批判陈伯达，动作快得让人咋舌。

政治之外的康生

康生在政治上搞斗争的时候风风火火，可他还有另一面，跟文化沾边的事儿干得也挺有模样。他特别喜欢收藏文物，尤其是历代书画，手里攒了上万件东西，有些还是稀罕货。比如《曹娥碑》的拓本，这可是东汉时期的书法珍品，存世不多，他弄到手后宝贝得不行。

到了1971年，林彪事件出了以后，康生把一部分藏品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其中有幅元代的《水村图》，画的是江南水乡的景色，用笔细腻，保存得也好，现在还是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他捐这些东西的时候，政治风波还没完全平息，可他还是抽空把这些文物整理好送了过去。

除了收藏，他还擅长书法，自己写出来的字自成一派，大家管它叫“康体”。这种字带着点瘦金体的味道，笔锋硬朗，那几年特别流行。全国各地机关单位的牌匾，好多都是他题的字，比如北京有个挺有名的建筑，上头的匾额就是他写的，至今还挂在那儿没换。

康生搞这些文化的事儿，跟他在政治上的激进作风完全是两码事。他收藏的那些书画，有些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有些是托人弄来的，来源五花八门，可他都能一件件辨出真假，分出年代，连专家都佩服他的眼力。

康生结局与身后评判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去世了，死的时候得的是病，具体是癌症，拖了一段时间才走的。当时官方发了悼词，说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还给他办了追悼会，骨灰也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那几年的地位还挺高，悼词里提到的都是他过去的功劳。

可到了1976年拨乱反正开始后，风向就变了。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开了个会，专门讨论康生的问题，最后决定把他开除党籍。理由很明确，说他迫害了一大批党员干部和群众，比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那案子，就是他一手操办的。同年，他的骨灰被从八宝山移了出去，这一下算是彻底否定了他的政治生涯。

参考资料：[1]刘兴雨.话说“野心家”[J].新读写,2016,0(7):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