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是我国城市中一直以来都存在的群体现象。在过去的街头巷尾，我们常常能看到衣衫褴褛的乞讨者，他们或蹲坐在人行道旁，或跪伏在天桥上，身前放着破旧的乞讨容器，向过往行人寻求施舍。许多富有同情心的市民，特别是善良的老年人和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往往会出于怜悯之心给予一些零钱。
然而事实情况远比表面看到的更为复杂。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权威媒体对这一群体进行过深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真正因天灾人祸、突发意外等不可抗力因素而被迫乞讨的困难群体仅占20%左右。其余80%的乞讨者实际上是将乞讨作为一种职业选择，其中不乏通过伪装贫困而获得丰厚收入的案例。有报道显示，部分职业乞丐通过长期乞讨积累了大量财富，甚至实现了买房买车的目标。
近年来人们注意到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即便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街头乞丐的数量也明显减少。这种变化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和思考。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01 公众对流浪乞讨现象的认知发生了显著转变
乞丐作为城市中常见的现象，近年来逐渐减少，这一变化反映了公众对乞讨行为的理性认知提升。过去，许多人愿意慷慨解囊，认为施舍是善行，但随着媒体报道揭露部分乞丐伪装贫困、甚至月入过万的现象，公众的同情心逐渐被警惕取代。调查显示，部分职业乞丐利用人们的怜悯心理，将乞讨视为高收入职业，甚至形成团伙作案，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
假乞丐的存在给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公众因担心受骗而减少施舍，导致真正贫困的乞丐难以获得帮助；另一方面，假乞丐的高收入现象被曝光后，更多人开始质疑乞讨行为的真实性。社会调查表明，许多人在面对乞丐时更倾向于提供食物而非金钱，这一做法既避免了被骗，也能确保援助落到实处。
媒体的持续报道也加速了公众认知的转变。新闻中揭露的职业乞丐骗局，如伪装残疾、编造悲惨故事等，使人们意识到盲目施舍可能助长欺诈行为和不劳而获的风气，而理性援助才能真正帮助弱势群体。
02 扫码支付风险大
移动支付技术的普及也是导致乞丐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据统计，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已超过8亿，渗透率达到80%以上。在发达城市，现金交易量已降至总交易量的10%以下。这种支付方式的转变使得公众携带现金的习惯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过去，人们面对乞讨者时能够即时给予小额现金，而现在身上极少携带现金，客观上限制了施舍行为的发生。
面对这一变化，部分乞讨者开始采取适应性对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采用二维码收款。一些乞讨者会展示个人或第三方的收款码，试图延续传统的乞讨方式。然而，这种创新方式在实践中遇到了多重障碍。
一方面，扫码支付需要乞讨者具备智能手机和网络连接条件，这在底层群体中并非普遍具备。另一方面，移动支付平台通常要求实名认证，这与部分乞讨者希望保持匿名性的需求相矛盾。最重要的是，公众对扫码支付的安全顾虑显著抑制了这种新型乞讨方式的效果。
而公众对移动支付安全的担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担心个人信息通过扫描陌生二维码而泄露；二是恐惧遭遇"码中码"等新型诈骗手段；三是对资金去向的不确定性感到不安。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时倾向于采取规避态度，这种心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公众对扫码乞讨反应冷淡。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乞讨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关系。传统现金乞讨的交易成本较低，双方都能快速完成互动。而扫码乞讨引入了额外的交易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操作手机）、心理成本（风险评估）和技术成本（确保支付安全）。当这些成本超过潜在收益时，施舍行为就会减少。数据显示，扫码乞讨的成功率不足现金乞讨的30%，这直接导致了乞讨者收入的锐减。
03 乞丐会得到妥善安置
乞丐群体在我国城市中的显著减少，也源于各地救助体系的完善和社会管理措施的加强。我国的救助管理制度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运作体系。
救助站作为主要的救助机构，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救助站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包括食宿、衣物等必需品。另一方面，对具有劳动能力的乞讨者，救助站会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帮助他们重返社会。此外，救助站还承担着身份识别和家庭联络的重要职责。通过与公安部门的协作，救助站能够帮助走失人员与家人团聚。
在具体操作层面，救助站的工作人员通常会主动巡查城市重点区域，及时发现需要帮助的乞讨者。对于自愿接受救助的人员，救助站会进行详细的信息登记和健康检查。根据具体情况，救助站会采取不同的安置措施：为有家庭但经济困难的乞讨者提供返乡车票；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临时庇护；为长期无家可归者联系社会福利机构。
04 从根源上帮助贫困家庭脱困
乞丐现象的显著减少，也反映了我国扶贫工作的系统性成效。这一社会变化源于多维度、多层次的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性保障和发展性，扶持实现贫困群体的根本性脱贫。
一、产业扶贫政策发挥的关键作用
各地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向农户提供现代种植技术培训，2016至2020年间累计培训超过2000万人次。小额信贷政策为贫困户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平均每户可获得3-5万元启动资金，支持发展特色种养业。电商扶贫工程帮助农产品上行，全国贫困县网络零售额年均增速保持在30%以上。这些措施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8896元增长至2022年的20133元，年均增速达9.2%。
二、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了兜底防线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大病保险报销比例最高达90%。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覆盖全部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2022年全国供养标准平均达到每人每年10562元。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惠及2600万人次。这些制度确保了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
三、就业扶贫创造了可持续发展路径
东西部劳务协作机制每年组织定向劳务输出超过300万人次。扶贫车间吸纳就近就业，全国累计建设3.3万个扶贫车间，带动500万人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重点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培训后就业率超过70%。2020年底，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务工规模达到3243万人，较2016年增长37.8%。
四、易地扶贫搬迁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问题
十三五期间累计搬迁960多万贫困人口，同步配套产业园区、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搬迁群众就业率达到94%，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搬迁前的不足4000元提高到2021年的12389元。这种"挪穷窝、换穷业"的方式彻底改变了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的生活状态。
五、教育扶贫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29个省份1762个县，受益学生达4060万人。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实现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全覆盖，2022年资助资金总额达2680亿元。职业院校技能脱贫行动累计招收建档立卡学生128万人。这些措施使贫困家庭子女升学率显著提升，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庭发展轨迹。
六、基础设施建设消除了脱贫障碍
农村公路总里程达446万公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农网供电可靠率达99.8%，贫困村通光纤比例达98%。危房改造工程累计改造2588万户，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增加至46.8平方米。这些硬件改善为脱贫创造了必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后建立的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将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等纳入动态监测范围，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返贫。这套涵盖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教育扶智、社会保障兜底的"五个一批"工程，构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完整解决方案。
总的来说，乞丐现象的消退不仅是经济指标改善的体现，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它反映了我国社会治理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的理念演进，展现了我们的社会制度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显著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乞讨行为正从生存必需转向职业选择。这一变化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社会救助的方式：既要杜绝职业乞讨的灰色产业链，又要为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提供更有尊严的救助渠道。未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网、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将是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根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