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十几万边关铁骑突入内地，由于内地州郡武备荒废，叛军如入无人之境，仅用时一个月就攻陷了东都洛阳。为了平定叛乱，唐朝一方面将西北边军调入内地，一方面在内地州郡也设立节度使。经过了八年的拉锯战，才最终平定了安禄山、史思明掀起的叛乱。大乱之后，唐王朝理应痛定思痛，消除节度使割据藩镇之患。然而事实却是藩镇势力未受裁撤，并最终推翻了唐王朝。既有前车之鉴，唐朝的皇帝们为何没有解除藩镇之患？
宝应二年（763年）正月，史思明之子史朝义败死，安禄山、史思明旧将成德节度使张忠志（后赐姓名李宝臣）、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上表降唐，被唐代宗授任节度河北地区，是为河朔三镇。三镇名义上归附唐朝，实际上却继承了安、史的衣钵，在河北割据自立，开了藩镇割据的头。
河朔三镇
三镇上表请降时，匪首安禄山、史思明都已败亡，唐朝平定叛乱余孽也就差最后一刀了，可为何容许了河朔三镇继续割据？不是不想，而是实力不允许。安史之乱的主战场河南、河东与关中都是此前唐朝的精华所在，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但大乱过后“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兵马与粮草都极为紧张。
在平定安史之时，唐朝军力就已捉襟见肘，去回纥求来了救兵才勉强击败了叛军。但代价是允许回纥军队在中原劫掠。如果继续打下去，即使能击败三镇，大概率也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一旦朝廷失去了对天下的掌控力，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旧事有可能重演，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就会提前出现。
权衡之下，唐代宗接受河朔三镇的归降并不算是失策，首先三镇各自独立，朝廷就有了分化瓦解的机会。其次，河北虽然丢失，但江淮与巴蜀还在朝廷手中，有这两地的财政支持，河朔三镇在体量上就无法与朝廷抗衡，而且在当时三镇只有割据之心，并无夺天下之志，允许其存在也不影响大局，只要朝廷发奋图强，积蓄到一定实力后，拿回河北并不是问题。
然而当时唐朝的症结不在河朔三镇、也不在藩镇，在安史之乱后，唐朝面临的是全方位的危机。藩镇是唐朝衰亡过程中的产物，而非唐朝衰亡的主导因素，在有些情况下，藩镇还是朝廷不得不依赖的力量。
在平定安史之乱时，唐朝设置了大量节度使以抵御叛军侵袭。叛乱平定后，部分节度使被裁撤，但大部分还是被保留下来。这些被保留下来的节度使中有些是边关重镇，如河西、陇右、朔方、剑南诸道节度使是抵御吐蕃、党项、南诏进犯的屏藩，不能撤销。有些内地节度使因战略位置重要，也被保留。安史之乱时，江淮地区的赋税是关乎唐朝存亡的命脉，因此设立了淮南节度使与淮西节度使屏障江淮，保障物资顺利输送到关中。战乱平定后，这条重要的物资运输线仍需要布置重兵防护，因此淮南、淮西也不能撤销。有些节度使是制衡之用，如昭义节度使、平卢节度使就起到了制衡河朔三镇的作用。
安史之乱后藩镇分布
还有一些节度使本可以顺势撤销，但因为安史之乱的后遗症，皇帝对节度使过度猜忌，导致君臣离心。藩镇节度使担心被朝廷卸磨杀驴，或拥兵抗拒，或坐观其他藩镇反抗朝廷，致使朝廷始终没办法顺利撤销藩镇。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与来瑱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将，为了防止他们拥兵自重，皇帝派宦官前去监军。宦官们仗恃有皇帝撑腰，胡乱干涉前线军事指挥，还不断打小报告诬告将领谋反。
郭子仪忠心耿耿，听凭皇帝发落，好在唐肃宗、唐代宗还不算昏庸，郭子仪得以善终。仆固怀恩担心死于宦官诬陷，起兵造反，李光弼也对朝廷猜忌十分不满，选择了隔岸观火。到最后还是郭子仪任劳任怨，又恰逢仆固怀恩病死，叛乱才结束。来瑱最惨，被宦官诬陷至死，来瑱之死让各路节度使极为心寒，他的部将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抗拒朝廷入朝诏令，拥兵自重。
以上这些藩镇的情况虽各有不同，但在根源上还是朝廷实力不济导致的。八年大战让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力极度削弱，朝廷只能赋权给节度使全权统辖地方，才能勉强维持统治。在有能力重新掌控地方之前，朝廷根本不可能大踏步的撤销藩镇，只能用分权制衡之法予以防范，比如剑南节度使被分为西川、与东川两节度使，辖区广大的河南、淮西节度使也被分割，降低了藩镇作乱的风险。
经历了唐代宗、唐德宗两朝的恢复后，朝廷的实力有所恢复，尤其是两税法的实行让中央重新掌握了地方财政，充裕的财政使得朝廷有能力编练起一支直属于皇帝的军队—神策军。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同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去世，其部将刘辟擅自夺取了藩镇的控制权，随后要求朝廷正式任命其为节度使。
藩镇内部擅自拥立节度使的作法早已见怪不怪，河朔三镇、淄青、淮西节度使都父死子继了，朝廷也只能予以承认，因此刘辟这才有恃无恐的公然自立。宪宗刚即位，仍循旧例，对刘辟的节度使之职予以承认。刘辟自以为朝廷不能拿他怎么样，愈加骄横。但此一时彼一时，朝廷手中的神策军已经编练完成，正想找个出头鸟试试剑锋，刘辟的不识抬举恰好给了宪宗发兵征讨的借口。
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宪宗命令神策军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军兵马使李元奕率军征讨刘辟，并派东川节度使李康、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辅助。九月，高崇文率部攻入成都，生擒刘辟。此后，桀骜不驯的浙西、淮西、淄青节度使也被讨平，自安史之乱后割据自立的河朔三镇也一改过去与朝廷对抗的态度，纷纷入朝归顺，唐朝在名义上再次统一全国，史称“元和中兴”。
平定淮西
在制服藩镇的同时，宪宗还裁撤了冗官、改革财政、发展农业生产，唐朝逐渐走上正轨。但在形势转好之时，宪宗却开始志得意满、骄奢淫逸，还迷信佛、道，痴迷丹药。长期服食丹药让宪宗性情大变，无法理政，最终死于服用丹药过量（一说为宦官所杀），时年四十三岁。
宪宗的猝然离世让唐朝的中兴大业戛然而止，但藩镇节度使还是老实了好一阵子，毕竟神策军在那摆着，不服不行。开元年间节度使与朝臣来回调动的旧制也一度恢复，其中战略位置重要的西川、淮南、荆南、河东等大镇更是被称为宰相回翔之地，当朝宰相被贬出京后往往担任这些大镇的节度使，这些大镇的节度使往往也会升迁到朝中担任宰相。节度使与朝臣的重新流动让唐朝再次获得了地方控制权。但中晚唐的问题又岂止一个藩镇。在藩镇归顺后，宦官乱政与朝臣党争又冒了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东汉、唐朝、明朝都出现了宦官干政现象，这其中唐朝宦官是最猖獗的，因为只有唐朝的宦官掌握了兵权。宦官监军在安史之乱之前就已出现，在高仙芝远征小勃律时，唐玄宗就派了宦官边令诚前去监军。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皇帝对武将彻底失去信任，宦官监军成为滥觞。宦官们一面向皇帝诬告不肯党附的将领，一面安插亲信控制军队。因为掌握了军权，宦官势力反客为主，权宦李辅国、鱼朝恩、程元振一手遮天，唐代宗见了他们都要屏息敛声。
唐德宗时宦官势力已有所消退，但因在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中诸将与公卿离散，德宗身边仅有宦官随身护卫，德宗就认为还是宦官可靠，就定下了宦官统领神策军的制度。从此开始，宦官势力一发不可收拾，皇帝的废立与生死都由他们决定。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文宗与朝臣联合谋划除掉权宦仇士良，结果被宦官发觉，仇士良指挥神策军反扑，软禁文宗，诛杀朝臣，朝堂为之一空，史称“甘露之变”。事变之后，文宗沦为宦官手中的傀儡，郁郁不得志。一天，文宗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问道：“朕可方前代何主？”周墀回答说：“陛下，尧、舜之主也。”文宗说：“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王、汉献帝。”墀惊诧的说道：“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文宗说：“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说完，君臣相对而泣。
朝臣党争在历朝历代都有，起自宪宗元和三年（808）的牛李党争就是其中一例。牛李党争起因大致有二，其一是牛党党首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在元和三年的科举对策中对于朝廷出兵藩镇的做法大加批评，指斥宰相李吉甫施政无方。李吉甫的儿子就是后来的李党党首李德裕，两派的矛盾就此埋下。
长庆元年（821年），牛党的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当时的科举请托现象十分普遍，牛李二党都有推荐自己人，结果所录取的都是牛党中人。李德裕于是发难，揭发牛党任人唯亲。唐穆宗对录取的14人进行复试，结果有11人不及格，唐穆宗于是贬主考礼部侍郎钱徽为江州刺史、杨汝士充开江令，李宗闵等因疏通作弊也被发配地方。
长庆元年科举案后，牛李二党矛盾公开化，无关乎政见之分，就是纯粹的拉帮结派，相互倾轧，想不选边站都不行。整个大唐官场，从中央到地方都被卷入其中。为了增加己方力量，二党又向宦官借力。本应被抑制的宦官势力借助党争得以干涉朝政。使朝政更加混乱，相比之下，藩镇问题反而不那么严重了。
会昌六年（846年），被誉为“小太宗”的唐宣宗李忱即位，宣宗深沉有大略，在此前历次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中装傻充愣，洞察一切。即位后，宣宗将多年的积弊逐一扫除，宦官势力被遏制，牛李党人被斥退。在对外方面，唐军也节节胜利。北方的契丹、奚、回鹘、党项均被击破。西北的吐蕃也进入衰落期，沙洲豪强张议潮率众起义，时隔百年之后，河西地区再次归属唐朝。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在内外都取得了重大成效后，唐朝似乎中兴在即，但在宣宗去世后，继任的懿宗沉迷享乐，吏治混乱，宣宗好不容易打开的局面很快付诸东流。咸通六年（865年），因官府一再延长徐、泗戍卒在桂林的戍守时间，戍卒们在庞勋的带领下一路由桂林打回了徐州。
义军抵达徐州时已有二十万之众，懿宗命令各路节度使合击义军。这时的各镇节度使还都听命于朝廷，纷纷出兵。然而义军被平定后，功劳最大的义成节度使康承训却遭到朝臣嫉妒，被一贬再贬。十年后，黄巢起义爆发，各路节度使吸取康承训的教训，纷纷选择了养寇自重，对起义军只驱赶不剿灭，放任起义军在全国流窜。
镇守淮南的大将高骈是前面提到的平定西川的高崇文之孙，堪称晚唐第一名将，平党项、破吐蕃、征安南、击南诏，战功赫赫。黄巢起义爆发后，高骈被委以重任，任淮南节度使并主管江淮财赋。广明元年（880年）七月，黄巢渡江北上，坐拥十万大军的高骈因与宦官田令孜有怨，既担心讨平黄巢后被卸磨杀驴，又怕万一战败，损兵折将不说，还会被朝廷借故降罪，于是选择按兵不动，使起义军顺利北上。十二月黄巢攻入长安，唐僖宗（唐懿宗之子）逃往蜀地。
黄巢起义
长安城破后，唐朝的形势就像董卓入洛阳后的东汉一样。出逃的唐僖宗如同被挟持的汉献帝，虽然名义上还是天下之主，但被黄巢击败以后的唐朝禁军已经丧失了战斗力，无力制衡藩镇了。黄巢虽然占据了长安，但却不具备统一天下的正统名义和实力。
董卓是汉臣，能以相国之名发布政令，而且汉献帝还在他手上，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而黄巢是造反起家，又让唐僖宗溜了，缺乏号令天下的名义。董卓出身西凉军阀，在洛阳虽没什么根基，还能退回关中。而黄巢起义军长期流动作战，根本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董卓之乱后，天下群雄割据，黄巢起义对唐朝的打击更重，但黄巢对局势的掌控力还不如董卓，藩镇割据的出现也就无法避免了。
唐朝末年藩镇
在安史之乱后，历史又给了唐朝一百多年的时间，足以让唐朝排除藩镇之患。但实际上，唐亡于藩镇只是我们从后来人的角度得出的观点，在元和中兴至黄巢之乱的半个世纪里，藩镇都没有掀起大动乱，宦官弄权、朝臣党争、外敌入侵、民众起义，每一项造成的动荡都超过了藩镇。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藩镇篡国有其可能性，但绝非必然性。
此外，节度使体制已经大面积铺开，如果要全面废除，需要投入大量资源重建一套新的体制。这就像是造车，在初创的时候可以灵活的更换零件与调试系统，但当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整车零件与系统已经磨合，在进行调换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要付出很大的决心与代价。因此哪怕到处故障，只要修修补补还能开动，那就继续开着。对于藩镇这个在当时看来并不算很严重，但改革代价又极大的问题，唐朝统治者自然就没有动力去改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