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您看这证明能开不？”1972年深秋的韶山公社办公室里，七十六岁的毛泽嵘佝偻着腰，把皱巴巴的户口本往木桌上推了推。窗外飘着冷雨，他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袖口还沾着稻茬，公社文书老周盯着户口本上 “毛泽东”三个字，钢笔尖在证明信上洇出个墨团。

这事儿得从1925年的正月说起。十九岁的毛泽嵘蹲在毛家老屋门槛上，看三哥泽东踩着积雪从省城回来。那个清晨，三哥把《湘江评论》塞进他怀里： “嵘伢子，要晓得中国不只有韶山冲。”毛泽嵘捏着油印小报，纸上的铅字像蚂蚁爬——他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却记住了三哥眼里跳动的火苗。

谁曾想两年后在长沙街头，这对堂兄弟的人生轨迹彻底分岔。毛泽嵘跟着三哥贴传单时，被军警的枪托砸中后腰，三哥拽着他躲进裁缝铺后院的染缸。那个闷热的夏夜，毛泽嵘趴在染缸沿上喘粗气： “三哥，我跟你走到底！”可当秋收起义的号角吹响时，这个承诺却落了空——严重的腰伤让他连扁担都扛不稳，只能目送三哥带着队伍消失在井冈山的雾霭里。

1937年深冬，流亡十年的毛泽嵘猫着腰钻进湘潭米行当挑夫。某天卸货时，他瞥见报纸上 “朱德毛泽东”的报道，米袋 “哗啦”砸在脚背上。米行账房叼着烟斗冷笑： “毛挑夫，你莫不是朱毛的亲戚？”毛泽嵘揉着红肿的肩膀没作声，夜里把那张报纸裁下来，用米浆糊在扁担内侧。

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韶山冲飘着鹅毛雪。毛泽嵘蹲在自家门槛上搓玉米，邮差突然塞来个盖着红戳的信封。三哥的信不长，末尾那句 “望安心务农”让他盯着看了半宿。转天公社干部送来二百元钱，他摸着簇新的钞票直摇头： “三哥当主席了，咋还记着给我捎钱？”

1953年开春，毛泽嵘攥着攒了三年的路费站在中南海西门。哨兵查验介绍信时，他指着红墙里的柏树嘟囔： “那年三哥带我栽的树苗，该有碗口粗了吧？”警卫员憋着笑，哪知道这个满腿泥星子的老汉真在怀仁堂见到了毛主席。据当时的值班秘书回忆，毛主席握着堂弟长满老茧的手叹道： “嵘伢子，你比照片上老得多。”

有意思的是，这对兄弟的会面总伴着 “特殊规矩”。1955年第三次进京时，毛泽嵘带着自家晒的辣椒干，却被工作人员拦在招待所外。 “主席交代过，乡亲们送的东西要折现。”工作人员数出五块钱塞给他，急得老汉直跺脚： “这是我婆娘特意选的朝天椒，三哥最爱拌着豆豉吃！”

1964年第四次见面后，韶山公社突然收到中央办公厅的公函。毛宇居主任念到 “毛泽嵘同志年事已高，不宜长途跋涉”时，抬头看见老汉正蹲在墙角补箩筐。阳光透过窗棂打在他花白的后脑，箩筐里的稻种 “哗啦啦”漏了一地。

1972年的进京证明开得格外艰难。公社新来的主任反复核对着介绍信，毛泽嵘从贴身口袋摸出个油纸包——里头是1953年与三哥的合影，背面有行褪了色的钢笔字： “赠五弟 毛泽东”。当专列驶过长江大桥时，老汉把脸贴在车窗上，浑浊的泪珠在皱纹里拐了好几个弯。

中南海的病榻前，毛泽嵘摸着三哥浮肿的手背，突然想起五十二年前躲追兵的那个染缸。毛主席费力地眨眨眼，喉头滚动着说了句什么。护士后来悄悄告诉老汉： “主席说的是缸该拆了'。”返程火车上，毛泽嵘把脸埋进磨破袖口的棉袄里，肩膀一抽一抽地动——他终究没告诉三哥，当年藏身的染坊早在长沙大火里烧成了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