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历仕三朝、宠冠两朝的司徒崔浩被以修史“暴扬国恶”之罪夷灭五族，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亦受牵连，遭族灭。这是北魏史上的空前大狱，也是南北朝最诡异、最令人费解之事。
之所以说它诡异，是因为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征兆，崔浩既不掌兵，也非权臣。说它费解，是因为一件小小的“国史案”就能让当朝第一红人人头落地，还被夷灭五族！
如此残酷大狱，难道仅仅是因为修史产生的问题吗？
让笔者从崔氏在北魏发迹说起。
西晋末年，大批中原世族南迁，然而也有许多留在北方的，清河崔氏就是其中一支。
崔氏从崔浩的曾祖起，就服务于北方各朝，曾祖崔悦出仕后赵，祖父崔潜出仕前燕，父亲崔宏出仕前秦。
前秦亡后，崔宏奔走流亡，想投往江南，到了泰山，被叛将张愿扣住。后燕时，为慕容垂录用。北魏和后燕争夺河北时，他正在高阳内史任上，避难东走。道武帝特地派骑兵将他追回，后从道武帝草创制度，议定国号，成为北魏的开国重臣。
崔宏为人谨慎，心存汉室（他没有去成江南，内心苦闷，曾做了一首反虏向汉的诗，崔浩抄家时被发现），在朝从不阿谀奉承，但进谏也总是婉转陈辞。拓跋珪晚年，动辄杀人，独他能安然无事，原因就在于此。
拓跋绍弑父后，大出财帛赏赐朝士，不受的只有他一人。明元帝即位后，因此对他大加褒奖，还命他和长孙嵩、奚斤、拓跋屈等共听朝政。
崔宏无疑是北魏汉官中最受信任的人物。
而崔浩更是不得了，早在天兴年间（398-404年），他就做了著作郎，成了道武帝身边的近臣，明元帝初年，又升任国子祭酒，兼帝师（常教元帝读儒家经书）。
明元、太武二帝时，崔浩参与的军国大谋数不胜数。
比如，刘裕北伐时，姚泓向北魏求援，大臣纷纷劝拓跋嗣出兵相助，唯有崔浩反对，明元帝折中，派一支兵在北岸监视骚扰，结果被刘裕“却月阵”反击一下，才吃了点小亏。刘裕不会久留关中，也在崔浩的预料之中，所以他主张“按兵息民以观其变”。
又比如，赫连勃勃死后，以长孙嵩、奚斤为首的宗室勋贵力主先伐柔然，后伐夏，独崔浩持不同意见：“柔然鸟集兽遁，举大众追之不能及，轻兵袭之不足以灭。赫连氏土不过千里，政刑残虐，宜先伐之”，拓跋焘从其计，果然一举灭之。
再比如，擒灭赫连昌后，拓跋焘想趁势再灭柔然，但内外朝臣“皆不欲行”，保太后也从中劝阻，唯独崔浩一人力主北击，太武帝才下定决心。进军途中，崔浩又断定：“柔然必克，但诸将顾虑，恐难竟全功”，结果如他所料，魏军一路狂胜，但当行至涿邪山时，诸将恐深入遭伏，纷纷劝拓跋焘止兵，拓跋焘没有坚持。事后却得知：柔然主惊惧生病，身边只有仆从数百，且魏军当时距他只有一百八十里，“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
由此，拓跋焘开始对崔浩言听计从，并敕令各部尚书：“凡军国大计，卿等不能决，皆先咨询崔浩，然后施行。”
如果说以上只是拓跋焘因看重崔浩能力而产生信任的话，以下就是实打实的亲近了。
史载，拓跋焘经常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军国大事。崔浩有时接待皇帝，非常仓促（拓跋焘到崔家一是经常，二是不事先安排，想起来就去，有时还微服，不摆依仗），来不及制作精美的糕点，就搬出点家常菜肴，太武帝总是高高兴兴地拿起来就吃，既不防备，也不见外。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卧室。
这样一个深受尊重信任又极亲近的大臣，忽而遭灭族之祸，真是太匪夷所思！
让我们先来看看，崔浩是不是做了什么惹祸之事。
崔浩以师事道士寇谦之，并且把他举荐给太武帝。寇谦之是道教的改革家，他抛弃张道陵五斗米道的那一套，以礼拜求度为主，辅以修炼之术，他到平城，宣称要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太武帝因而用“太平真君”为年号（440-451年）。
这件事与崔浩获罪不会有什么关系，因为在他得罪之前，太平真君这个年号一直在用，甚至他死之后，还又用了一年。
有人说，崔浩跋扈，曾因任用官员得罪了太子拓跋晃。
这就有点无罪找罪了，首先，这件事发生在太武帝攻打北凉期间，也就是439年，距崔浩之死相差了整整11年；其次，拓跋晃在拓跋焘心目中的地位未必有多高，崔浩得罪之前三年，他还和老爹因灭佛之事产生了极大矛盾，后来更是因为大批东宫官员被杀，忧虑而死（与崔浩死在同一年）；再说，大臣与太子交恶不正是帝王乐见之事嘛。
崔浩之死的主流观点还是在“修史”上。现在把过程交待一下。
道武帝使尚书郎邓渊编著《国记》十多卷，没有完成。明元帝时，修史没有开展。神麚二年（429年），拓跋焘始命崔浩与邓渊之子邓颖等续修《国书》。太延五年（439年）魏灭北凉后，崔浩又把凉州士人阴仲达、段承根吸收到修史工作中。至此，崔浩总其事（总主编），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副主编），“续成前纪”。
根据《魏书·崔浩传）所载有关诏书，“神麚时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可见神麚时已经撰成一部分，到伐凉时命崔浩留在京师，续成前书。成书时间究竟在哪一年，史载不甚明了，但估计不会离伐凉之年（439年）太远。
至于另外两罪——“复五等之本”和“大整流品”，一个发生在明元帝末年，一个发生在太武帝神麚四年（431年），距离崔浩得罪超过或接近二十年，拿二十年前之事，攀污一位当朝大红人，不嫌太无稽了吗？
再说，如果真是因“修史”成罪，那两个“副主编”也应该有杀头灭族的份，他们为何无恙？如果说高允是因为有拓跋晃保护（姑且认为拓跋晃在老爹面前面子足），张伟又为何能高官得坐（崔浩死后，他升任平东将军、营州刺史，进爵建安公，死后，赠征南将军、并州刺史，谥“康”）？
以此来看，将崔浩之罪定为“把所修《国书》刊石立于郊天坛东，暴扬国恶”，还真是恰当的理由。
但还是那句话，《国书》都已经刊行天下10多年了（按照伐凉之年算），鲜卑人才意识到丢了面子吗？一个面子问题就能让北魏杀了信重亲近三十年，且没有功高震主、拥兵祸乱的大臣吗？
编者还是比较倾向于“崔浩一直处心积虑地心存华夏密图光复”的观点，原因有七：
其一，神瑞二年，明元帝想迁都于邺城，崔浩力止，可能是不想让北朝蛮族入居中华旧地，贻害当地汉民。
其二，刘裕伐后秦，明元帝想出兵，崔浩竭力劝止，也是出于偏袒汉族军队的“私心”。
其三，明元帝立储君，崔浩力主立拓跋焘，正因为其生母是汉人，希望这个“汉种”日后为君对汉人有利。
其四，明元帝和太武帝北伐夷狄蛮族，崔浩无不全力支持，一旦有南征之意，崔浩总是反对，本意是帮助南朝的汉人政权。
其五，拓跋焘攻赫连夏国，连天风雨，士卒饥渴，崔浩力劝猛攻，实际上是希望魏国大败，谁料拓跋焘神武，总能反败为胜。
其六，拓跋焘准备攻伐北凉沮渠氏，崔浩引用汉书的内容说明当地一直水草茂盛，但是自汉以后，多少年过去，水道不可能不改，兼之路途遥远，耗费巨大，胜败不定，可能崔浩原意也是希望北魏兵败。
其七，崔浩可能受老爹崔宏的影响，心向汉室。
读者不要以为，上列只是笔者的想象，不见史籍。《宋书·刘元景》就云：“刘光世为索虏折冲将军、河北太守，其姊夫伪司徒崔浩，虏之相也，虏主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
宋书是南朝人编写的官修纪传体断代史著，在他们眼中，崔浩是因为想反正，重归华夏，失败被杀。史书中有名有姓，合情合理，可信。
这样一个仕虏大半辈子，最后却心向南朝的“无间道”，自然会让北朝难以启齿，于是隐去了崔浩投敌的情节，而污以修史成罪，也可以理解。
大家认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