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南朝有两次著名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两次北伐，一次是刘裕，他一路打进关中，灭亡后秦，后用年仅11的次子刘义真留守长安，自己则率主力返回建康，最终在王镇恶、沈田子等将领内斗的情况下，关中很快被赫连勃勃所占，北伐功亏一篑。
另一次则是桓温北伐。
356年7月，晋廷拜桓温为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进讨降而复叛的姚襄，这是桓温第二次，也是其三次北伐中最成功的一次。
桓大将军乘船，自江陵率水师主力，浩浩荡荡直奔中原。9月，已至洛阳城南的伊水，惊得姚襄急忙聚兵来抵。
姚襄先耍个小聪明。他把精兵埋伏于伊水北的密林，派人送信给桓温，表示：“您令三军稍退一步，我当亲伏道左相迎。”
桓温怎会中计，他对来使说：“要见便来，不来，我自去见，不必再烦使人。”
见计不成，姚襄拒伊水与晋军开战。
桓温结阵而前，本人亲自披甲督战。双方开打，桓冲等晋将勇猛冲锋，杀得姚襄大败，数千人被斩。
姚襄率残兵数千奔逃于洛阳北山，洛阳的周成自知不敌，率众出降。桓温大军入城，又亲领僚属，拜谒西晋几处洛阳皇陵，然后留两千兵士镇戍，自己则率众返归建康。
假若桓温马不停蹄，径攻长安，凭锐气利卒，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会一举击灭前秦苻氏，收复中原。要知道此时前秦在位的正是暴君苻生，仅仅一年后就发生了苻坚兄弟废杀苻生的宫廷政变，善出奇兵又有抗旨前车（伐蜀）的桓温这次为何忽然持重起来，返归建康复命？
刘裕急急返回，虽然有些史书言之凿凿是“将士思归”，但史家公认，其北伐的初衷是以功名彰显朝廷，竖立己威，且当时刘裕的第一谋士刘穆之病死，后方不稳，才令其急急返回。
很多人认为，桓温与刘裕一样，是篡心已著，并非真想恢复中原。
笔者却有不同看法：
一、两者的背景身世不同刘裕出身北府兵寒门，通过镇压桓玄、卢循等势力，整合京口、广陵等流民武装，彻底打破了门阀专权的格局，另外，他建立的“寒人掌机要”制度，使刘穆之、王镇恶、檀道济等寒门将领得以掌控军政实权，解决了门阀的牵制困境。这种政治基础让刘裕能够集中资源支持北伐。
而反观桓温，本就是门阀政治的产物，他是东汉经学大师桓荣十世孙，虽幼年丧父，却自小结交名流，后又受名士庾翼推荐，娶晋明帝之女南康长公主为妻，成了皇亲国戚，他虽然以军事掌权，却受制于世家门阀。他的权力基础局限于荆州集团，与建康士族始终处于博弈状态。
比如，第一次北伐时，晋军已攻至灞上，朝廷不仅未派援军，反而默许会稽王司马昱联合士族王彪之等人，在后方策划“废帝另立”以制衡桓温。再比如，第二次北伐攻至洛阳后，桓温就曾想迁都洛阳，但晋廷采取扬州刺史王述的拖延战术——“但从之，自无所至”，最后不了了之。
这种内耗迫使桓温必须保存实力。
一句话，刘裕在政治上掌握了东晋的实权，能够调动更多资源，而桓温则受到东晋门阀的制约，导致北伐难以持久。
二、两者的外部环境不同桓温北伐时，北方前秦、前燕正处于上升期，且东晋内部门阀势力仍强。而刘裕北伐时，后秦因姚兴诸子内乱分崩离析，北魏尚未完全统一北方，且东晋门阀经桓玄之乱已元气大伤。这种“南北双衰”的格局，为刘裕创造了桓温时代所不具备的战略机遇。
三、两者的战略高度不同相比桓温，刘裕的北伐无疑更成功，这不仅表现在成果上，更体现在外交、战略、战术的应用上。比如，刘裕巧妙利用北魏与后秦的矛盾，在黄河北岸以“却月阵”大败魏军，既避免了两线作战，又震慑了潜在对手。
比如，刘裕兵分七路伐秦，王镇恶与檀道济率领的第一路为步军前锋，从虎牢关杀到柏谷坞，又杀到渑池，最后王镇恶更是率水师逆黄河而上，以“蒙冲小舰”突破潼关天险，杀进了关中；沈田子则是率偏师在青泥关大破后秦军数万，硬生生成为破秦的主力；刘裕则是亲率主力出襄阳，一为王、檀前锋军侧援，一为各路兵马调运粮草。
相比之下，桓温第一次北伐时，只有一路步兵，最后被苻健的坚壁清野策略（焚烧麦田、迁徙民众），搞得粮道断绝；第三次北伐时因忽视与前秦的外交，导致其与前燕联合反制；第二次北伐则仅是一路水军。
刘裕的这种水陆协同、外交军事双管齐下的立体作战模式是桓温时代所不具备的。刘裕北伐的成功程度、基础牢固度远比桓温北伐要深。
另外，两者的野望不同导致规划不同。
刘裕北伐的核心目的就是建立威望，积累“九锡”资本篡晋，所以北伐不容许失败，最起码要形式上的成功。
所以，刘裕北伐确有保境安民的考量，尤其是初期，如灭南燕解除威胁，刘裕每克一城必留兵镇守，如灭南燕后设置北青州，灭后秦后以刘义真镇守长安（虽然安排也欠妥，但毕竟留下了王镇恶、沈田子等一杆猛将，相比桓温只留两千兵士镇戍还是强了不少）。
而相比刘裕的“崇高”目标，桓温就要次多了，他更多想的就是建功立业，其中可能也有一部分震慑政敌的小心思，他更在意的是保存实力，能成功最好，不成功自己也不能受损。所以，第一次北伐，他徙关中汉人三千户随军，第二次北伐，迁三千余家降民于江汉，尤其是第三次，被慕容垂大败于枋头，官军死伤数万，他却实力暴涨，郗愔的京口兵被他收入麾下，一向不睦的豫州刺史袁真降燕，刺史之位亦落入其长子桓熙手中。
总之，刘裕北伐有更大的野心，导致其在北伐后注重巩固占领区，设置地方官员，将武功看做是自己代晋后“刘宋”的武功，并不是纯纯的为东晋打工，所以追求的更加长远。而桓温北伐有一部分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威望，巩固在东晋的地位，但又不愿承担大的战争风险，因此更倾向于掠夺资源而非长期占领，这导致其在战略上更为谨慎，稍有成功便容易满足。
四、两者的信心不同相比刘裕，桓温明显对恢复中原信心不足。这在第一次北伐时体现的尤为明显，当时部将薛珍建议“直捣长安”，桓温却认为，秦兵彪悍，不似蜀人易克，最终选择在灞水与秦军对峙，错失良机，也导致王猛批评其“长安咫尺却不渡灞水”而不从；
第二次北伐，当时姚襄屡战屡败，但许昌、洛阳附近的百姓却扶老携幼，仍旧一路跟随。听说姚襄伤重身死，桓温营中刚刚被“解救”的百姓更是“无不望北而泣”（刘裕入长安时，百姓是奔走相告、提着酒壶、拿着鸡蛋，涌上街头慰问，鲜明对比），桓温由此认为“百姓未见真心”，收复中原尚需时日，于是仓促南返。
汇总以上，笔者认为，前两次北伐的桓温篡位之心未著，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缺乏信心而退兵。
大家认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