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肇始之际，朱元璋于广袤国土之上广泛布局卫所体系。此体系中，北方诸卫所肩负着抵御蒙古势力侵扰之重任，而南方卫所则侧重于防范倭寇侵袭、维护地方治安以及保障漕运畅通等关键职能。
在洪武与永乐年间，卫所军队于各地戍守，肩负维持治安、防御边疆以及拱卫京师等重任，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特定作用。然而，卫所制度存在两项难以逾越的固有弊端。其一，兵力部署过度分散；其二，每逢出征，军队常出现士兵与将领互不熟悉的状况。此二者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效能。
在北方边境地区，蒙古骑兵凭借其兵力优势频繁实施突袭行动。基于此严峻形势，边防将领不得不采取集中优势兵力的应对策略。具体而言，他们从辖区内各卫所军队中选拔精锐，加以集中训练。如此组建而成的部队，直接隶属于边防将帅指挥，这一军事制度即被称作“营兵制” 。
在明朝初期，都指挥使乃边防及各省卫所的最高军政长官。然而，每逢战事，朝廷会另行委派领兵大将对军务进行统筹规划，此即为“总兵官”。可见，彼时的总兵官实具临时差遣之属性，并非正式的朝廷常设职官。
洪熙元年之际，总兵官一职的属性呈现出明显的地方化倾向。彼时，朝廷遣派四位总兵官分别镇守各处边疆要地。同时，在总兵官的统辖体系下，又设置了副总兵、参将、游击等诸多官职。自此，总兵官凭借其职权上的变更，取代了原有的都指挥使，进而成为地方军事领域的最高长官。
鉴于总兵执掌军事大权，其对朝廷统治构成潜在威胁，为制衡这一局面，随后设置巡抚、总督与督师等职。这些官职的设立旨在构建一种以文职官员节制武职官员的治理模式，此模式成为当时政治军事架构的基本格局。至于这一格局后续发展与详细情况，鉴于当前论述重点，暂不赘述。
总兵官于各地驻守之后，营兵制遂得以确立。其职能架构颇具系统性，据嘉靖年间宣大山西总督所述：彼时各边镇守官涵盖总兵、副总兵、参将与游击等职。其中，总兵统摄一镇之兵力，此部分兵力称之正兵；副总兵负责统领三千士卒，谓之奇兵；游击亦领三千之众，于各处往来巡防，其部为游兵；参将则分守各路区域，肩负东西策应之责，所部即为援兵。
嘉靖年间，于营兵体制基础上，分化出正兵、奇兵、援兵及游兵等四类军事建制。鉴于此兵制体系或未广为人知，以下由御史展开详细阐述。
如前文所陈，总兵直接统辖之军队，彼时称正兵（明朝后期更名为标兵）。正兵所负职责，并非仅局限于保卫总兵安全，还涵盖诸多重要军事任务。其一方面需依据军情灵活响应，提供策应支持；另一方面，每逢秋季边防吃紧之时，需执行摆边防御之任务。此外，在各军事重镇之间的协同行动中，正兵亦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配合作用。
随警策应这一军事机制，乃指在明代军事体系中，总兵作为一镇之最高军事长官，全面执掌全镇的防御事务。鉴于此，一旦镇内任何区域发出警报，总兵均需亲赴前线，承担起指挥作战的职责。与此同时，作为镇内主要军事力量的正兵，亦需随总兵一同奔赴战场，以保障军事行动的有效执行。
防秋摆边，即于秋季提升戒备状态。秋季之时，蒙古地区马匹因草料丰沛而膘肥体壮，且此际恰为中原粮食收获之期，基于此，蒙古部落惯于在秋季进犯关内劫掠粮食。故而，为有效应对这一局势，各边境地区在此阶段均需强化防御举措，以确保边境安全与粮食储备不受侵扰。
所谓诸镇配合，即在重大边情突发之际，总兵需于总督统筹指挥下协同开展防御工作。以嘉靖初年为例，彼时河套蒙古进犯固原镇，总制杨一清旋即责令固原总兵郑卿率部追击，与此同时，又饬令宁夏总兵杭雄统领该镇正兵与奇兵，赶赴河西参与防御事宜。
奇兵，从其名称本意而言，蕴含“以奇谋获取胜利”之深意。于军事体系中，由副总兵统领的部队被界定为奇兵。奇兵所肩负的核心职责主要涵盖以下三个维度：其一，时刻待命，一旦接获情报，即刻奔赴指定地点予以援助；其二，巧妙布局，预设埋伏，以实现防守之目的；其三，承担长期驻守之使命，确保特定区域的安全稳固。
待报赴援这一军事行动概念，其内涵为当本镇或其他镇出现紧急军事警情时，即刻率领军队前往实施援助。以驻扎于榆林的奇兵为例，一旦大同或宁夏等地发出军事警讯，该奇兵便需即刻做出响应，随时提供支援与策应。
通常情况下，副总兵的屯戍之所多设于镇城。不过，遇战事之际，副总兵亦可能奉调至其他战略要地执行防御任务。相较于总兵与参将，副总兵的核心职责侧重于军事支援，以应对各类突发军事态势，其在地方守御方面的责任权重相对较轻。
奇兵之援，乃其惯常行动模式。奇兵所承担的作战任务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其任务范畴并不拘囿于所在城镇。诸多情形下，当其他城镇因战事陷入胶着、局势严峻之时，奇兵便会临危受命，实施紧急驰援。
所谓设伏防守策略，即当本镇面临潜在侵犯威胁时，应于战略要地，诸如城堡或关隘之处，部署奇兵。以嘉靖四年为例，彼时河套蒙古有进犯之势，总制杨一清遂饬令延、宁二镇的奇兵与游兵执行设伏任务。
援兵统辖之责，委于参将。参将率其所部援兵，肩负诸多要务。其一，为本路之护守；其二，需与各路协同，达成诸兵合作之效；其三，肩负应援他镇之使命；其四，于防秋时节，承担摆边之重责。
在军事防御体系中，参将肩负着护守特定区域的重要职责，此区域在当时被称作“一路”。一旦“一路”范围内出现军情，依据《明史·兵制》记载，参将需即刻统领其麾下援兵，迅速前往事发地予以策应救援。
各路人马需协同配合，不仅要肩负起保卫自身所负责路段的职责，还应在必要时彼此支援。例如，于居庸关与紫荆关分别设置参将一名，此举旨在依据实际情形，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策应与协同作战。
所谓诸兵协同作战，即在面临重大军事行动之际，援兵需与正兵、奇兵以及游兵展开联合军事行动。
在特定情形下，当需对其他城镇予以军事支援时，参将亦会履行游击之职责，率部奔赴他镇救援。嘉靖二十三年正月，大同地区突发兵变，鉴于此局势，朝廷旋即诏令辽东都指挥使充任参将之职，并拨调三千兵力，令其即刻领兵前往大同实施应援行动。
防秋摆边这一军事举措，其职能与正兵并无二致，在此无需赘述。
游击所统领的游兵，其设置初衷主要着眼于实施机动灵活的攻击行动，故而通常并无固定的防御区域。具体而言，游兵肩负的核心任务涵盖如下方面：
于本镇承担戍卫职责的游兵，长期驻守此地，持续开展军事操练，旨在彰显军事力量与威慑。虽其并无明确划定的固定防御区域，然而，一旦敌军进犯至驻地周边，游击部队便需投入战斗，此情形与参将各自坚守防区的职能具有一定相似性。
当邻镇面临危机时，游兵负有应调援助之责。在历史进程中，此类事例屡见不鲜。例如，嘉靖初年，吐鲁番进犯甘肃，时任官员杨一清即调遣陕西镇三千游兵奔赴甘肃，以解其危局。又如，嘉靖二十三年，顺天巡抚奏报朝廷，称蒙古有从喜峰口入关之意图，鉴于本镇兵力存在局限，朝廷遂即刻下令辽东游兵前往增援。
当执行入京拱卫京师之任务时，初始阶段，若蓟镇出现军情警报，有时会调遣各镇机动性较强的游兵入京护卫。各镇所派遣的入卫军队，皆精心选拔精锐士卒组成，通常由游击将军负责统领。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这些游兵在进入京师执行任务后，其军队编制会产生相应变更，具体表现为从原本的营兵编制转换为京营编制，自此不再受本镇总兵的指挥与调度。
自嘉靖时期起，九边军事防御体系逐步构建，以营兵作为核心架构，正兵、奇兵、援兵与游兵构成主要军事力量。各部分之间层级分明、协同配合，上下相互维系，左右密切呼应，最终在大明王朝的北疆，形成一道稳固且关键的防御屏障，拱卫着大明江山社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