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高振普是周恩来总理的警卫员，他在周总理身边默默奉献了十多年的时光。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高振普一直勤勤恳恳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赢得了周总理的认可和夸奖。
不过，到了晚年，每当高振普回想起在医院陪伴周恩来总理度过最后日子的时光，他总会说：“现在想想，心里还是觉得对周总理有些愧疚……”
【高振普：这是我们的过错】
1975年8月份，周恩来总理已经在医院躺了一年多，身子骨还是瘦得皮包骨，病情也没啥起色。有天，和往常一样，医疗小组的头儿吴阶平带着大家给周总理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检查过程中，吴阶平医生伸手去摸周恩来总理的小肚子那里，瞅瞅有没有什么不对劲。检查着检查着，他就摸到了一个疙瘩在总理身上。
这个包块，差不多跟鸡蛋那么大，摸起来挺硬的。吴阶平凭着他多年的医术，心里琢磨着，周总理的膀胱里可能已经被肿瘤塞满了，而且可能还扩散到其他地方了。
过了几天，周恩来总理的体检结果出来了，显示他患上了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那个鳞状细胞癌特别厉害，没多久就扩散到了他盆腔边上的器官，还有肚子里的内脏，甚至已经传遍了全身的重要器官。
9月份，医疗团队经过一番商讨，觉得得给周恩来总理再做一次大手术，这已经是第四次了。没过多久，吴阶平就向中央领导详细说明了周恩来总理的病情。
在汇报情况时，吴阶平提到周恩来总理的膀胱癌已经发展到了很严重的阶段，癌细胞性质恶化，变成了恶性度极高的鳞状细胞癌，没法再通过手术来切除。医疗小组讨论后决定，只能采取内科的保守治疗方式。
关于这点，周恩来总理心里有数得很。
9月20号那天，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还有邓颖超等人，都赶到了医院，围着周恩来总理，就等着医生给他动手术呢。
当医护人员把周恩来总理推进手术室门口时，他吩咐身边的人，说想要听听那个《关于国民党造谣说咱们<伍豪启事>是假的报告》的录音稿，还要在上面亲自签字。于是，工作人员赶紧找来那份录音记录稿，周恩来总理接过笔，认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另外，周总理还简单记录道：“进手术室的日子，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这样写是为了清楚说明签字时的具体场景和时间点。
做手术时，医生看到周恩来总理身体里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得到处都是，根本没办法再治了。这时候，邓小平就告诉医疗团队，要想尽所有能想的办法，“让他少受点罪，多活些日子”。
10月24号那天，为了让周恩来总理少受点罪，多活些日子，医生决定再次给他动手术。
这次手术过后，周恩来总理就一直在病床上，再也没能起来。瞧着总理只能躺在那里，高振普还有总理身边的全部工作人员，心里头都特别不是滋味。
那时候，周恩来总理身体很弱，老是出虚汗。所以，给他擦身子就变成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为了照料好周恩来总理的日常，按照安排，护士本该负责给他做全身清洁。但周恩来总理却执意不让护士碰他的下半身。这样一来，大家只能重新调整分工，护士专门负责上半身的擦洗，而下半身的擦洗工作，则由高振普等警卫人员来承担。
每次给周恩来总理擦洗身子时，高振普看到总理的双腿瘦得只剩皮包骨，心里都难受得要命。有好几次，擦洗完后，他端着洗脸盆走到门外，找个没人的角落，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回家以后，看到周恩来总理脸上挂着松懈下来的笑容，高振普心里头觉得，自己干的活儿真没白忙活。
那段时间，高振普他们老琢磨着怎么给周恩来总理多补补身子，好让他多长点肉，看起来更结实、精神点。可这事儿，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有一天，高振普无意间听到医疗组里专门研究肠胃消化的专家陈敏章提起，说北京饭店有一道汤特别棒，还很有营养。他一听，心里那个高兴啊，二话不说，立马发动汽车，直奔北京饭店，就为了让那儿的厨师给他做一碗尝尝。
高振普把热汤取回后，就赶紧端到周恩来总理那儿，让他趁热尝尝。见总理一口气就喝完了，大伙儿心里都乐开了花。
喝完汤，周恩来总理不住地称赞这汤味道真棒，接着问：“这汤是在哪儿做的呀？”高振普回答：“是北京饭店的手艺。”
听完高振普的汇报，周恩来总理再次询问：“钱给到位了吗？”高振普连忙回答：“总理您别担心，钱我已经付清了。”
周恩来总理心里明白，高振普他们肯定还会去北京饭店点那份汤，于是他就反复交代他们：“记得要给钱哦！”
后来，聊起那款汤，高振普讲道：“那汤里的料挺丰富的，我记得的有海参丝、鱿鱼块，还有香菇这些，都是拿鸡汤慢慢熬出来的。”
没错，没过多久，北京饭店又依样给周恩来总理准备了一碗那样的汤。高振普心里头乐开了花，立马就跑到饭店去端汤了。
当高振普掏钱时，北京饭店的服务人员说：“总理吃得满意，以后肯定还会来，到时候一块儿结账就行！”
听完北京饭店员工的建议，高振普觉得这主意挺不错的，以后一起算账能省不少麻烦，于是就点头同意了。
汤端回来后，周恩来总理的情况已经变得很严重，没法再吃东西了，得靠鼻饲维持。所以，那碗汤，总理最终也没能尝到。
之后，周恩来总理就再也没碰过食物。所以，高振普也没必要再跑北京饭店去订汤了，这事儿就这么放下了。
后来，周恩来总理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高振普他们这些工作人员整天都围着总理转，忙着照顾他。这样一来，大家竟然把在北京饭店赊的那一碗汤钱给忘了。
1976年1月8号，周总理离开了我们。大伙儿心里都难过得很，一起帮邓颖超大姐处理了周总理的丧事。
忙完手头的事，高振普和张树迎这才记起，在北京饭店还欠着一碗汤的钱没付呢。高振普赶紧拿起电话，拨通了北京饭店齐经理的号，说要把那碗汤的账给结了。
听完高振普的讲述，北京饭店的齐经理眼含热泪，哽咽着说：“总理都已经不在了，你们怎么还惦记着这事儿呢？这钱我真的不能要，坚决不能要……”
看到齐经理一脸伤心，难过得连开口都难，张树迎转头对高振普讲：“要不这事儿就先这样吧。”
结果就是这样，周恩来总理没喝的那碗汤，他也就没给钱。
高振普心里一直惦记着那顿没付汤钱的事儿。到了晚年，每当回想起周恩来总理，他总会再次说起这件事。他讲道：“那会儿我们觉得不交也行，就这么过去了。但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对不住周总理。这确实是我们的不对，我们的疏忽。”
高振普心里对这事挺过意不去的，想着周恩来总理。想想从1961年开始，跟在总理身边工作的这十多年，他愣是一次也没见过总理占过公家或者别人的一点小便宜。别说是一顿饭了，就连一杯茶都没占过。
1966年的某一天，周总理走进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大门，他想听听学生们的辩论会。在学院里，学生们正热火朝天地开展着辩论，周总理找了个位置坐下，静静聆听。他看着台上一个个年轻的面孔，听着他们激情洋溢的发言，心里感到十分欣慰。这场辩论会，学生们准备得很充分，话题也很有意思。周总理一边听，一边点头，时不时还露出赞许的微笑。他知道，这些年轻人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他们的思想和观点，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就这样，周总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愉快的下午。他离开时，还不忘鼓励学生们继续努力，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午饭时分，高振普给周恩来总理挑了个茄子烧肉，还外加一个馒头。点完菜，周恩来总理转头对高振普说：“这次你结账啊。”
接着，高振普根据菜的价钱，掏了2毛5分钱给厨师。等高振普付完钱，周恩来总理这才一手拎着菜，一手抓着馒头，走到餐桌旁边，然后坐下来。
之后，怕馒头太干让周恩来总理吃着不舒服，那位热心的厨师就赶紧给他送了一碗汤。这汤做起来挺方便的，就是把葱花、酱油和香油搁碗里，再用开水一浇，齐活！
就是这么一碗普普通通的汤，周恩来总理却非要再给钱不可。厨师说啥也不肯拿，总理就说了：“你要是不收，我今天就不走了。”
结果，厨师只能妥协说收五分钱。高振普连忙翻出五分钱，递给厨师，还拜托他改了改收据。周恩来总理看到钱付了，这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事挺小，但对高振普来说印象特别深。之后，类似的事儿发生了好几次，慢慢地，高振普也就养成了主动付钱的习惯。
所以，每当高振普想起那次没付北京饭店的汤钱，他心里就挺过意不去，觉得对不起周恩来总理，直说自己那会儿做错了，出了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