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份，那时候正打着抗日战争呢，延安那儿的中共头头们，打算搞个建党纪念活动，给大伙儿鼓鼓劲，让大家继续往前冲。

不过，在延安那会儿，参加过党的一大的代表，就剩毛主席和董必武两位了。他们俩都觉得，那次大会肯定是在1921年7月开的。

不过，七月里具体哪天开的会，我完全记不清了。

重点是，他们俩既不是专门负责记录会议的人，平时也不爱天天写日记。

后来，毛主席跟董必武讨论了一下，决定把7月的第一天定为党的庆祝日子。

虽然建党节被定在7月1日，但弄清楚中共一大的确切开会时间也很重要。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好多有才能的人都开始忙着调查中共一大到底是啥时候开的会。

【1、韦慕庭认为：中共一大开会日期应该在7月20日-7月30日】

韦慕庭究竟是哪位呢？

之前我在写关于“中共一大文献”那篇文章时，提到过这个家伙。

有个美国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中国历史的课。1960年的时候，他在学校图书馆翻资料，无意间看到了陈公博写的几篇论文。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陈公博后来变成了个大汉奸，还给汪精卫当副手呢。看完那些论文后，他又继续找，找到了一些关于“中共一大”的资料。

韦慕庭整理的资料里，提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日期”，一开始他认为是1921年7月20日。但经过他仔细研究后，韦慕庭确定：中共一大的开会时间是在1921年7月20日到7月30日之间。

韦慕庭在1960年时候，得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不过，1961年的时候，北京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李俊臣，在工作空闲时间里，把《新青年》这本书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翻到《新青年》第九卷第三期，我瞅见了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1921年8月在上面写的《十日游春申浦》这篇文章。说实话，我觉得这篇文章挺有嚼头，表面上像是篇游记，但实际上里面暗藏了好多隐喻呢。

陈公博在那篇文章里说了这么一件事：“暑假时候我有点中暑，心里琢磨着换个地方养养身体。想起去年在上海加入的一个学社，就打算趁这个机会把没办完的手续给结了......所以我就在7月14号去了上海......”

这里面讲的东西啊，说的那个学社，其实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没办完的事儿，就是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提到了去见两个外国朋友，那指的就是共产国际来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文章里还提到，我去看望了一个住在上海的朋友，他姓李。这家伙家里书堆得满满当当，其中还有不少英文版的马克思经济学著作。

这事儿讲的是李汉俊的家庭，还有马克思的那本《共产党宣言》。李汉俊家是个有故事的地方，就像马克思写的那本《共产党宣言》一样，充满了深刻的思考和见解。这本书，大家都知道，是马克思的经典之作，讲了很多关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大道理。而李汉俊家呢，也有着它独特的经历和背景，值得咱们去了解和品味。所以说，无论是提到李汉俊家，还是聊起《共产党宣言》，都能让咱们思考不少东西，学到不少知识。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着让人深思的魅力。

陈公博为啥要讲得那么含糊呢？

因为文章登在了《新青年》上，这杂志全国都能买到，所以不能明说“中共一大”的事儿。要不然，他可得在牢里待上好久好久。

当一个组织刚开始建立，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时，千万别急着到处大肆宣扬。这样做，简直就是自己往火坑里跳。

李俊臣仔细研究了陈公博的文章后，弄清楚了一件事情：陈公博是在7月14日动身去上海的，然后在7月21日到了上海。到了的第二天，他就去见了两位外国友人。

因此，李俊臣在1961年的时候提出看法，他觉得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早应该是在7月22日召开的，这个时间只可能往后推，不可能再往前了。

那么，为啥说“7月23日是一大的开会日子”呢？这个是怎么定下来的呢？

【2、苏联的资料，帮了大忙】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局势动荡不安，乱得很。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力量还小，处境相当危险。

重点是，“中共一大的参会者们”后来各奔东西，有的人离开了党组织，有的人遭遇杀害，还有的人背叛了革命。能够始终坚守革命道路的，就只剩下毛泽东和董必武这两位了。

另外，毛主席和董必武两位领导人，为了组织的存活，不是在井冈山忙着革命斗争，就是在长征路上奔波，要不然就是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奋斗。这样一来，他们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搜集资料和进行相关信息的调查。

简单说，就是没时间管。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中共一大的资料保存起来相当艰难。之后，这些资料有的被发现在美国，有的则在苏联露面。

确实，苏联那边也搞到了些“中共一大”的相关资料，在一份报告里头，把中共一大从开始到结束的情况都讲了个明白。

苏联的那份报告说了，原本一大计划在1921年6月20日开，可实际情况是，北京、汉口、长沙、广州还有日本的代表们，拖拖拉拉的，一直到7月23日才都赶到上海。

最后到的那个人你猜是谁？哦，就是后来变节的那个大叛徒周佛海。他从日本一路赶来上海，到的时候已经是7月23日了。

这份从苏联来的报告里明明白白写着：从7月23号那天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拉开帷幕啦！

这个报告写于1921年下半年，上面没写是谁写的，但有人猜可能是中共一大的某个代表，或者是马林、尼克尔斯基这两个人里的一个。从时间上来看，这个猜测挺靠谱的，出错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关于这份苏联传来的报告，始终有些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人士觉得，要是周佛海真的是7月23日到的上海，那他在同一天就开会的可能性，看起来好像也不太高。

但是，从报告里能确定一点：会议最早是在7月23日开始，只会推迟，不会提前。

那么，7月23日这个日子到底是怎么敲定下来的呢？

邵维正教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里头的一位大咖，专门研究党史。他盯上了这事儿，打算好好琢磨琢磨，就从三个方面下手了。头一个，他看代表们都往哪儿跑了，想通过这个来摸点门道。再一个，他琢磨了些跟这事儿沾边儿的小事儿，想从中找点线索。最后一个，他翻起了那时候留下来的文字记录，想从里面寻点蛛丝马迹。

邵维正深入研究了多个方面后，整理了一份详细的资料。他最后确定了一个事情：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在1921年的7月23日那天开始的。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首刊里，有篇关于中共一大开会时间和参会人数的考证文章。这是邵维正老师的研究成果。

现在，算算日子，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59个年头。

这篇文章受到了胡乔木的高度赞扬，还被授予了二等功勋。

关于这篇论文，编辑在开头部分提到：作者参考了很多国内外的资料，还亲自跑了好多地方做调研，专门研究了中共一大的开会时间和参加人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共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开的会，到场的人数总共有13人。

到现在，咱们就算是彻底弄清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底啥时候开的，还有多少人参加了。

邵维正后来讲，虽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21年7月23日开的，但建党节定在7月1日已经好多年了。因此，相关的庆祝活动还是照常在7月1日办。

“中共一大文件”不见了！到了1960年，一份英文版的资料竟然在美国露面了。

新中国成立后，找“一大会址”成了难题！上头说：这位女士，她是找一大会址的关键。

中共一大有13位代表，他们后来都咋样了呢？从那次大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能一直坚持下来的，竟然只有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