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天道无亲”并不难，因为它就一自然物，它没有亲疏远近之分。然而老子接着说“恒与善人”？自然之物也会有好恶选择吗？这样的大道，不就成了人格神了吗？

老子又说，“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不为始”、“不为先”、“不为主”的大道，为何又“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它在警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吗？这跟道德神学和宗教神祇有何区别？

总之，天之道应该是自然之物，它“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却偏偏又“恒与善人”，还对人的行为具有全天候监督和回报之功能，就如一句俗话所说“果 报不爽”一样。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大道的自然属性？它果真就像上帝一样在监督着万物，在无一缺漏的记载着人类的功过是非，终有一日果 报不爽吗？

这句话出自79章“和大怨”，看起来似乎有矛盾：既然天道无亲，他为何要分出“善人”与“不善人”？

原文是：和大怨，必有余怨，焉可以为善。是以圣右契，而不以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

其实大道本无心，更无分别心，“善者”与“不善者”，是我们的看法，就道而言，它无所谓“善恶，而在世俗的眼光来看，它对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群，是一样的态度，因此才会有“善人之宝”，和“不善人之所保”的说法。

就是说，“善为道者”得道之妙用，自然视之如宝。而“不善人”，大道也并不因此远离他（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因为它根本不分所谓的“善人”“不不善”，所以看起来“不善人”也会受到大道的保护。

这就是“圣人恒善救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的原因，因为大道根本就不会以“善与不善”，以及“有用、无用”而区分事物。

既然不分，为何又说“恒与善人”呢？

所谓“天道无亲，恒与善人”是就“有德司契者”而言的，就是说“有德司契者”是合道的“善人”，虽然大道自然无私无亲疏，但是“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得者同于得，失者同于失。同于得者，道亦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

“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善人者”自己成了大道的化身，他与大道“得失同体”，自然与道亲近，所以说“恒与善人”。

“与”，亲近，友好。天道无意于亲近任何人，但它始终与善为道者亲近，因为他“同于道”。

所以说“天道无亲”，但善为道者，与道为一，故“恒与善人”。

“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出自楚简《老子》“其安易持”章（传本64章），是说圣人“能”辅助百姓自由发展、自主创造，而“不敢”干涉百姓的自由发展。

“能辅而不敢为”，对比强烈，态度坚定，“能辅”是说圣人的地位、权威使他“能够”建功立业做大事，然而圣人的职责却限制了他，使他不能像普通人那样为所欲为，它表达的是一种积极、主动而正面的行为方式。

所谓“不敢为”就是只做百姓的的“辅助”，不为物始，不为物先，只能顺应，只能为辅，就是顺遂物性，随方就圆，看起来是“被动顺从”，实则是圣人的主动选择。

然而，老子在73章又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似乎大道具有惩恶扬善的功能，也即“天生天杀”之功能，这又像民谚所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似乎又赋予大道以人格化好恶及果 报功能。怎么会这样呢？

一个是“能辅不能为”的看似被动，一个是“天生天杀”的人格化主动，这不矛盾吗？

这一章的原文：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者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战而善胜，不言而善应，弗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就是说，对于“敢”与“不敢”的结果，有时候很难说清楚：“勇于敢”的不见得“sha”，“勇于不敢”的也不见得比“si”，这会增加人们的侥幸心理。所以老子代表人们发问：“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这是老子的表达方式，他接着就回答说：心存侥幸是没有意义的，天道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它只是回应，如影随从；它居处下位，天下万物自然归附于它；它在事情还没有征兆的时候早就“为之于其未有”；它宽大无边，但却没有什么遗漏。

这几句话，把大道的“能辅”与“疏而不失”结合在一起论述，尽管大道是一个辅助的角色，但“辅”并非毫无原则的顺从，它有协调宇宙万物和谐有序的功能，不会因为个别事物的“自然”而破坏整体秩序的不“自然”。

所以，虽然老子反对“以兵强天下”的暴政，反对“天下天下多忌讳”的严刑峻法的强力制约，但是对于破坏整体秩序的“而为奇者”，也得站在天下人的立场上，“我得而杀之”。

所以，“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是对大道作用的描述：天道如同一张宽大无边的网，只要遵道而行，天下万物无不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道中。但若不断地触碰边线，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整个秩序的和谐稳定，就会遭到整体秩序的回应。

如果说“天地不仁”体现的是大道的一视同仁，“天道无亲，恒与善人”体现的是“为道者”即可与道为一，那么，“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体现的则是“不战而善胜，不言而善应，弗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等大道属性，就是人们常说的“法网难逃”。

因为大道本身就具有法治特征，这也是战国时期黄老道家之所以产生“法家”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司马迁把老子、列子、庄子，与法家代表认为申不害、韩非子等合传的原因。

不能因为道家反对暴政、反对严苛刑法，就认为道治与法治对立，《老子》说“立天子，置三卿”，这是实行道治必须设立的国家管理机构，其中还有专门负责司法的机构“司杀者”，在“不得已”情况下，必须对“为奇者”进行惩戒，这是道治社会必须具备的社会管理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