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产生了一个爆火的现象，这就是直播带货。直播带货是电子商务发达、实体店零售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的一个重大商业创新，是人品为信誉支撑带动品牌形成与销售的网络零售形式，基本流程是直播推荐、线上当场下单、线下快递到门。由于这一形式适应了智能网络发达、百姓追求便利的客观形势，因此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了旺盛的直播经济形态。 在这一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并催生了大量直播网红，由直播网红进一步促进直播带货，又形成事实上的网红经济。如董宇辉、胖东来、李雪琴等等，就是“直播生网红，网红促直播”，网红与直播互促，便利了消费，也促进了生产。 与有教无类一样，直播也不分城乡、南北、性别，也不看学历、出身，只要肯干、不怕吃苦、有眼缘，就能够在直播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有不少农村孩子以直播带地产品销售起家，经过努力迅速成长为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网红。像李子柒这样的顶级网红，也是基于农村田园风光的白手起家。这也促使不少明星大腕加入直播带货行列。如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弟子杨议和侯宝林儿子侯耀华，都已经建立属于自己的 带货直播间。杨议还因此被赋予“布鞋五”绰号。 可以说，直播经济促成了大量适龄青年创业致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是直播带货创业成本极低，几百几千都可以。直播带货之所以有竞争力、能够在市场上异军突起，与直播带货运营成本较低也密切相关。尤其是信息沟通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庞大的智能移动通信网络（4G/5G/IPV6）坚持以人为本，使用价格低廉。商用民用没有差别，都是流量包计价。也就是说，直播带货充分享用了中国价格低廉的智能移动通讯网络红利。 由此，我不能不使用一个新词汇：数字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社会？一是共有制，二是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总体而言，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是初级阶段的新阶段，也就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在我看来，共产主义萌芽早已在中国产生。尤其是数字经济，共产主义特征尤为明显： 一是共有制。不论是导航，如北斗、百度、高德；还是信息搜索、运用，如百度，基本都是免费的。尽管这些基础网络系统来自不同所有制形式，有的是民营公司建设的，有的是国家建设的，但实际享用权却是公众的，共享的。目前最普遍应用的数字支付，不论是微信还是支付宝，也都是免费的。 二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数字经济是最能充分发挥人类潜能的经济。直播带货、学习培训、自助医疗、人工智能等等，所有从业者都摆脱了工业分工的束缚，成为更为独立的个体。搞直播带货的大多能言善辩，像董宇辉这样以讲历史故事为磁石，吸引众多粉丝围观进而形成庞大“个性市场”的案例，就实现了商人与文人的高度统一；胖东来以“侠义人设”为磁石，坚持廉价优质、线上线下结合，则实现了管理者与网红的高度统一。至于杨议，更是边说相声边卖货，实现了直播间剧场化。 对此该怎么看，在我看来就是“数字共产主义”。在庞大廉价的公共智能移动通讯网络支撑下，大量适龄青年走上了勤劳致富之路；广大消费者也因为直播带货的廉价优质而变相提高了个人收入。什么是共同富裕？这不就是共同富裕吗？ 数字共产主义搭建了共同富裕之桥，这就是我研究中国直播经济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我早预言，由于智能移动网络和人工智能的出现，人类有可能比较快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数字共产主义的出现，也让我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