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题材的影视作品里，刘统勋这一人物形象频繁出现。他于乾隆一朝，堪称清官与能吏的卓越典范。乾隆帝对其赞誉有加，以 “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之语，高度肯定了刘统勋的才德与功绩。
然而，对刘统勋的履历进行细致梳理后，一个有悖常理的情况浮现出来。自乾隆二十六年刘统勋入阁，直至乾隆三十八年其离世，在跨度长达13年的时段里，其头衔始终固定为“东阁大学士”。
刘统勋所获殊荣，堪称登峰造极。其在世之时，即已荣任大学士之职，并于军机处位居首席军机大臣。待其溘然长逝后，朝廷又追赠太傅之衔，赐予“文正”谥号。需知，在清代政治格局中，以汉族大臣身份，能获帝王这般高度的嘉许与认可，实乃凤毛麟角。
美中存在缺憾之处在于，东阁大学士的位次相对较为靠后。由此衍生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乾隆帝缘何未将内阁首辅这一重要头衔授予刘统勋？
【先来说一下内阁大学士的排名问题】
在探讨内阁官制相关论题时，御史曾著述诸多文章。鉴于此，本文聚焦于乾隆朝的内阁官制情形展开论述。乾隆十三年，清廷对内阁大学士的殿阁设置做出重要调整，具体表现为裁撤中和殿大学士一职，同时增设体仁阁大学士。经此变革，内阁形成三殿三阁的固定格局，并作为定制延续下去。
自乾隆十三年起，内阁大学士之序列编排，以殿阁衔为基准。彼时，保和殿大学士取代中和殿大学士，于内阁大学士体系中荣登首位，成为地位最为尊崇之首辅。
乾隆十三年，张廷玉、讷亲与傅恒三人同膺保和殿大学士之职。然时移世易，仅隔一载，讷亲获罪伏法，张廷玉亦告老辞官。自彼时起，直至乾隆三十五年，保和殿大学士一职由傅恒长期担任。
自傅恒辞世后，保和殿大学士一职便不再进行实际任命。随之，文华殿大学士取而代之，荣膺内阁首辅之位。在文华殿大学士之后，依序排列为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以及体仁阁大学士。
体仁阁大学士一职，于乾隆十三年始行增设。然而，在乾隆一朝的多数时段，此职位常处空缺状态。在整个乾隆时期，仅乾隆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以及五十三年这三个年份，曾设有体仁阁大学士。其中，乾隆二十八年任职者为杨廷璋；二十九年由福康安出任；五十三年则由刘墉担此重任。
从历史视角审视，刘统勋在世时所任之东阁大学士一职，在当时的政治架构中，实则始终处于相对低位。
在历史的行政体制架构中，大学士晋升殿阁位置所依循的标准为何？此问题并无明确且固定之规。多数情况下，其晋升依据为入阁时序，呈循序渐进之势。具体而言，晋升路径通常依循体仁阁、东阁、文渊阁之序列。
乾隆朝的政治生态独具特色，其官员晋升体系呈现出有别于常规的态势。以于敏中为例，乾隆三十六年，他获任协办大学士一职。在传统的晋升规程下，官员通常需先晋身体仁阁，而后再晋升至东阁。然而，乾隆朝的情形并非全然遵循此道。
在乾隆三十八年，亦即刘统勋辞世之年，于敏中自协办大学士径直擢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实现了职位的显著跃升。事实上，在乾隆一朝的政治生态中，大学士群体里不乏如于敏中这般获得跨越式晋升者。
【刘统勋何以在东阁大学士上止步不前】
若径直认定乾隆主观上拒绝给予，此观点实难称严谨。经深入剖析，其背后缘由大致如下：
首先，刘统勋所承担的差遣事务极为繁杂。
刘统勋堪称清代能吏，其于司法与河务治理方面造诣颇深。纵观刘统勋的仕宦生涯，相当长的时期内，他皆以钦差大臣之衔，奔赴各省处置重大刑事案件；亦常奉旨主理河务事宜。
刘统勋履历丰富，曾于河道总督及陕甘总督之位履职，此经历彰显其具备全面的才能素养。在京之时，他以大学士身份兼管礼部、兵部与刑部；而身处地方，则担起封疆大吏之重任，充分展现其卓越的政务掌控能力与多面才华。
鉴于大学士一职需频繁履职于外地，其精力难以同时兼顾内阁与军机处的诸多事务。故而，乾隆皇帝在较长时期内未对其职位做出调整，此举措亦在情理之中。
其二，乾隆帝对刘统勋实则有所戒备。
刘统勋声名远扬，于朝野间颇具威望。然而，乾隆秉持“本朝无名臣，唯存忠臣”之理念。刘统勋身为汉臣，在封建统治阶层权力分配格局中，天然存在一定局限。基于此，尽管其威望未对乾隆统治构成实质威胁，但乾隆从统治策略及权力架构等多方面考量，实难将首辅与首席军机大臣之要职皆委于刘统勋。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刘统勋得以出任首席军机大臣，其中运气因素颇具影响。彼时，肩负保和殿大学士与首席军机大臣之职的傅恒，在征讨缅甸的军事行动中不幸于军中病逝。此变故突发，局势紧迫，在当朝旗人大臣群体里，经考量，仅有尹继善与高晋二人资历最为深厚。
然而，在该年份伊始，尹继善便已身染沉疴，卧床不起。与此同时，高晋以文华殿大学士之衔实掌漕运总督一职。在此种情形下，乾隆帝面临人才匮乏之困境，遂任命刘统勋为首席军机大臣。
刘统勋出任首席军机大臣之任期颇为短暂，时长未及两载。此情形，固然与他溘然离世相关。然而，深入剖析不难发现，即便刘统勋在世，一旦乾隆帝物色到更为契合的人选，其于首席军机大臣之位亦难以长久留任。
于敏中与刘统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事风格与性格特质。于敏中颇具才略，其为人处世之道，与后世和珅有几分相似之处。他善于察言观色，精于迎合上意，在言辞与举措上，皆展现出巧妙的婉转之态，避免使乾隆帝陷入尴尬境地。相较之下，刘统勋行事风格则以刚正直率著称，言行不饰，与于敏中形成鲜明反差。
其三，君臣关系中存在着明显的间隙。从历史视角审视，这一现象致使权力结构内部出现潜在的分裂因素。在政治生态的构建中，君臣之间的这种隔阂，对政令推行、决策执行以及国家治理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轨迹。
刘统勋在乾隆朝曾历经波折。乾隆十九年，清廷于西北兴兵之际，刘统勋获委陕甘总督之要职，负责督办大军后勤诸事。凭借其卓越的军事韬略，刘统勋依据前线战事态势，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
乾隆帝以刘统勋行事方略与己相悖，且彼时军事行动遭遇重创为由，盛怒之下，遂下令对刘统勋抄家问罪，同时将其谪戍至军前效力。此变故之下，刘统勋之子刘墉亦受株连。
虽后续事态发展证实刘统勋所持观点确凿无误，但乾隆贵为帝王，碍于身份地位，难以主动坦承自身失误。此次事件，于乾隆与刘统勋而言，无疑在彼此心间划下一道沟壑，致使双方内心皆不自觉地构筑起防范之壁垒。
显而易见，乾隆皇帝深谙帝王御臣之道，将此术发挥至登峰造极之境。以刘统勋为例，在其离世后，乾隆虽追赠太傅之衔、赐予文正谥号，然于行事之间，仍暗藏玄机，使得刘统勋在人生终章，抱有些许憾事而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