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官制体系中，总督初始品秩为正二品，巡抚则为从二品。然而，当二者分别加授兵部尚书、兵部侍郎衔时，其品级相应提升，总督升至从一品，巡抚升至正二品。值得探讨的是，诸如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西这五省巡抚，不仅兼任兵部侍郎衔，还额外加提督衔，在此情形下，其品级是否晋升为从一品，成为一个有待深入剖析的官制议题。
此为御史于评论区域所获留言。彼时，御史虽已即时回应粉丝，然经审慎考量，深感就该问题有必要以专门撰文之形式，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阐述。
【督抚加衔有什么讲究？】
在明代的官僚体系架构中，总督与巡抚虽司职地方事务，但从编制归属来看，其本质隶属于朝廷，以各部院大臣为本职身份，在制度层面并未将二者明确划定为地方官职序列。基于这一制度设计，在通常情形下，为督抚添加官衔的现象并非广泛存在。
在清代，从名义层面而言，督抚具有朝廷差遣的属性，其所用印信依旧为“关防”。然而，就实际情形来看，督抚已然演变为地方官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事务管理中承担着关键职责。
京官差遣与纯粹的地方高级官员，在本质属性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军队节制及僚属监督等关键事务上，暴露出诸多问题。由于缺失京部院的正式职衔，督抚在履职过程中，常面临名实不符的困境，致使其行政效能与权威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自清朝初期至康熙年间，于地方行政架构中，多数省级督抚并未兼任兵部与都察院相关官职。然而，主管河道与漕运事务、辖区跨越多省的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却例有兵部及都察院之兼衔。以彼时治河领域颇负盛名的靳辅为例，其在任职河道总督期间，便身兼兵部尚书衔，就官员品级而言，这一身份使其地位高于未加此衔的两江总督。
若言清初总督皆未加尚书衔，此论稍欠严谨。据御史详查，顺治至康熙年间，诸多总督获加尚书衔，然所加之衔并非尽属兵部尚书，工部、刑部尚书衔亦有所涉，尚未形成统一规制。此外，获加尚书头衔之总督，多为深得皇帝信任之臣，或为由京中各部大臣经选拔出任总督者。
在历史沿革方面，于雍正朝之前，都察院兼衔这一制度并无先例可循。雍正元年经朝廷议决批准：若总督获加尚书衔，则依例同时兼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衔；若总督未获加尚书衔，一概加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
乾隆十四年再度厘定规制，针对各省总督是否兼领兵部尚书衔这一事宜，由吏部以奏疏形式呈请裁决。迨至嘉庆十四年，又有明确规定：若总督所获顶戴为二品，即兼领兵部侍郎衔；而获授头品顶戴之总督，则同时兼领兵部尚书衔。
从历史发展脉络审视，直至嘉庆朝，于各省总督群体中，兵部尚书这一兼衔尚未全面推行。与之相对，巡抚一职，自乾隆时期便已形成定制，按例加授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待至道光年间以降，总督与巡抚的加衔方才渐趋稳定。
为各省督抚加授兵部与都察院衔，此举措蕴含深远意图。就加授兵部衔而言，旨在赋予督抚对辖区军队的节制之权，以强化军事管控；而加授都察院衔，目的在于使督抚能够履行对辖区文武官员的监察与考绩职责，从而完善地方治理体系中的监督机制。
【巡抚加提督衔的出处】
从表面上看，总督与巡抚在职责分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总督主要负责军事与行政事务的统筹管理，而巡抚则侧重于民政事务的处理。在设有总督的省份，通常情况下，巡抚并不具备节制军队的特殊权力。
然而，山西、山东、河南三省在地方行政建制上未设总督一职。在此情形下，该三省巡抚作为独立负责一方事务的地方长官，全面掌管军民政务。其职责范畴与总督并无显著差异，仅在官品等级上稍逊一筹。
在清朝顺治年间，山西、山东、河南诸省同其余省份一致，均设置提督一职。然而，到了康熙七年，山西与河南两地的提督建制被裁撤；至康熙二十一年，山东提督亦遭裁撤。自此，这三省的绿营军队改由巡抚负责节制。
康熙皇帝做出裁撤三省提督这一举措，背后有着深层次原因。提督一职，在乾隆朝之前，其品级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依据具体所加之衔而定。例如，获加左右都督衔者，品级为正一品；加都督同知衔者，为从一品；若带都督佥事衔，则为正二品。且提督在品级上较巡抚要高出许多，这一差异对当时的军事与地方管理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许正是康熙皇帝裁撤三省提督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山西、山东与河南三省，因未设置总督一职，故而对提督的配置标准向来维持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此三省巡抚虽被赋予“节制”之权，但需明确，该“节制”权实则仅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适度干预，无法切实深入到绿营具体事务的运作与管理当中。
于设有总督之省份，提督在政务决策中话语权有限，其行事多需考量总督之意。反之，于未设总督之省份，巡抚因缺乏足够权力对提督进行有效管控，致使军事与行政权力分离，形成军政分家之态势。此一局面，正是康熙帝裁撤三省提督的关键因素。
然而，提督一职的裁撤亦衍生出一系列负面影响。依据相关制度，巡抚在绿营事务的管理权限上存在明确限制，难以对其进行细致入微的干预。在此情形下，绿营将官所受监管约束相对薄弱，致使其在执行各类任务时，与上级及其他部门协同配合的程度显著降低，严重影响了整体军事行动的效率与效果。
雍正十二年，山西绿营突发变乱，彼时山西巡抚于局势安抚上颇显力绌。朝廷洞察此情形之严峻，旋即，雍正皇帝颁下谕旨，饬令山西巡抚兼摄提督事务。自此，巡抚兼提督衔之制肇始。
仅为山西巡抚授予提督衔，此举于政务平衡考量上，显见有失公允。乾隆五年及八年，乾隆帝相继降旨，敕令河南、山东巡抚一并兼任提督衔。继之，安徽与江西两省巡抚，亦分别获此职衔待遇。
【巡抚加提督衔品级不发生变化】
从兵部加衔这一视角考量，依据乾隆十八年各省提督品级统一定为从一品之规定，巡抚若加提督衔，似应位列从一品。然而，遍览清代官方文献与国家典章制度，均未将巡抚明确界定为从一品官员。
关于其成因，御史并未检索到相关资料。然而，此情况并非难以理解，大致可归结为两方面因素：
首先，需明确督抚在职能与地位上存在差异，巡抚应明晰自身定位，妥善确立并坚守其职责范畴与角色定位。
在封建官僚体制中，总督与巡抚虽在行政架构中处于平行地位，二者依循不同职责范畴履行政务，彼此间并不存在直接的隶属关系。然而，于常规政治生态下，巡抚在诸多政务的施行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总督的掣肘。这种现象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历史因素，其中既涵盖满汉民族差异所衍生的政治考量，同时亦涉及官员品级高低以及事权分配轻重等关键层面的影响。
从行政架构及职官制度角度审视，山西等三省巡抚，其固有事权范围与总督在职能范畴上并无显著差异。然而，若为其加提督衔，致使品级擢升至从一品，此举措将严重破坏总督与巡抚之间既定的权力制衡格局，有悖于规范的人事管理体制。质言之，即便山西等三省巡抚握有较大权力，在整个行政层级与权力体系中，亦无法与总督等量齐观。
其二，在重文轻武、以文驭武思想的作用下
清朝凭借军事力量奠定政权根基，然而，“重文轻武”这一传统思维定式依旧对其产生深刻影响。在政治治理架构中，采用文官制衡武官的策略，实践证明，此举措成效显著。基于此，在清代官场生态里，文官对武官存在轻视态度，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
事实上，在朝廷的奖赏体系构建中，存在着明确的文武官员等级差别。就封赠制度而言，明确界定为文官需达到五品及以上方可适用，而武官则仅需四品及以上。与之类似，在朝珠佩戴这一彰显官员等级的制度安排上，同样呈现出此类差异，即文官五品及以上、武官四品及以上才有资格佩戴。这种在奖赏制度层面所呈现的文武官员品级界限，清晰地反映了当时朝廷对于文武官员的不同考量与定位。
此外，文武官职分属两个不同体系，人事管理分别由吏部与兵部各司其职。巡抚加提督衔这一举措，旨在强化其权力，然而，这并不影响巡抚作为文官的本质属性。
若巡抚之品级等同于提督，其性质将转变为武职，相应待遇亦会出现根本性变动。仅以养廉银为例，届时数额将大幅缩减。此种变化，对于任何身处其位者而言，皆难以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