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70年代出生的人，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含辛茹苦抚养大我们兄弟姐妹六个。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到大就受到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疼爱，身上难免有点娇惯之气。幸好还不至于脱离农村人的本质，也就是本性并不坏，虽然多了点娇惯，也还知道“适可而止”。

哥哥姐姐们上学的成绩都不太理想，也有当时条件的限制，他们最多也就读完了初中。到我上学时，家里已经只有我一个人上学了，条件自然也得到了改善。

于是，家人几乎把所有的关注都集中到了我身上，不需要我帮着家里做任何事，即使是学校放农忙假，他们也绝对不会叫我去干活。

哥哥甚至还说：你去地里干活那是“帮倒忙”，还不如在家里多读几句书，把成绩搞上去。

所以，我的成绩相对还算是很不错的，虽然不能说是拔尖的，却也常年保持在班级前三的水平。

家人一直希望我能上中专，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父亲病了一场，吃了大半年的药才痊愈。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便经常在我耳边唠叨：你将来就去读卫校吧，当医生不但能救死扶伤，不管什么朝世都能吃饱饭。

于是，我中考的志愿就填了卫校，我们那一届有两个选择：一是地区卫校，二是县里的卫校，我以一分之差被县卫校录取。

原本以为，上了卫校就算端上了铁饭碗，毕业后就能去医院当医生。

可进了学校才知道，县卫校的毕业生，只有一部分能分配工作，因为生源主要是卫生系统的职工子弟，毕业后也就能自己去找接收单位。

但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又怎么能够帮我找一份吃国家粮的工作呢？

于是，三年卫校毕业后，即使我的成绩名列第一，也还是遇上了“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回到了老家种地。

这时候，父亲反倒对我表示出一些歉意了，说当时就不应该“怂恿”你去读卫校，如果当时去上高中，或许还能考个大学。

也怪不得父亲这么说，和我同届的堂哥成绩一贯就比我差，但当时上了县里的高中，我卫校毕业这年，他高考就考上了大学。

所谓木已成舟，或许也是16岁的我还太小，还不懂得回家种地与上大学之间的差异，心里对父母并没有任何的埋怨，反倒很坦然地说：只要我有本事医术好，还需要担心没饭吃？

既然无法去医院上班，读了几年卫校总得搞点事做吧？父亲为了“弥补”对我的误导，凑了一笔钱帮我开了一个小诊所，诊所就开在我们村的桥头上，而我就成了坐堂医生加药师。

那个年代，农村诊所的管理还不是很规范，再加上管理机构对本县卫校的毕业生也比较同情，我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办好了开业手续。

就这样，我这个十六七岁的“小毛孩”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乡村医生了。

在那个年代，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还相当严重，就以我们乡为例，除了公社所在地附近的几个村子有几个赤脚医生之外，偏远村落甚至连赤脚医生也没有。

我家所在的村子也没有，还扼守着两冲的山水，往里走还各有三四个村子。于是，我的诊所开业不久，我马上就成了附近几个村子乡亲们眼里的“红人”。

凭着比较扎实的基本功，我的诊所很快就打开了局面。附近几个村子的人，但凡有点头疼脑热的，基本都会来找我看病。稍微重点的病、或者年龄大点行动不便的人，还会来请我出诊。

我虽然在和同学们联系时自嘲“赤脚医生”，但心里却并没有忘记老师教导的医德。

当时有一句很高大上的口号：到2000年，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我自己也颇有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在接待病人时，我基本都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内心深处也确实最佩服古往今来的那些“大医精神”。

不到半年，我这个小伙子，在附近几个村竟然都有了不错的口碑。来我诊所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有时候连吃饭都得忙里偷闲对付一口，乃至于来请我出诊的人，有时候还得等一段时间。

凭着那份信念，我算是站稳了脚跟，只要我背着药箱走出去，在附近几个村子里，都能获得乡亲们热情的接待与尊重。

这对我是一份极大的鼓励，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精神上的收获，还要远超过金钱物质的利益。

就就么没过多久，我就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而且还有点乐此不疲了。

客观点说，当乡村医生这份工作，体力上还真的有点累，但我却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这里面无非就是两层原因：

一是能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崇高的理想”，其次也无需讳言，当乡村医生的收入也还算不错。

日子就像流水般过去，我也从当初那个十六七岁的“大男孩”成了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了。

在当时的农村，男青年二十岁就开始有人说亲成家，像我这样的“优秀青年”，自然更不会被人忽视。

只不过，或许是我真的“优秀”的缘故，那些有意无意给我说亲的人所提及的女孩，要不就是容貌有过人之初，要不就文化水平在农村比较高的人。

只可惜，我那时一心扑在事业上，对于爱情似乎还暂未开窍，于是就辜负了很多人的好心。

时间来到93年初，这年的我马上就要二十岁了。这三四年来，我已经算是一个老资格的乡村医生了，对与日常接诊时遇到的各种病症，基本都能做到处变不惊，处理起来也得心应手得很。

十一月底，我去一个叫肖家冲的村子出诊，处理完病人回家时已经黄昏前后了。那天下了点雪，也幸好下了点雪，天色虽然暗了，但路面还是看得很清。

我骑着那辆嘉陵70的摩托车歪歪扭扭地往家里赶，走到和公路交界处时，眼见得过了河就是我的诊所，心里总算松了口气。

走了一两百米公里就要再次沿着河堤回家，公路和河堤的交汇处有个不小的拐角，有人放了点稻草码成了垛。我的摩托车不小心滑了一下，人虽然没有摔倒，但摩托车却倒在了路上。

幸好速度很慢，摩托车倒在地上发出一阵轰鸣然又是怠速在转，我自嘲地笑了笑，刚想要扶起来继续回家时，耳中传来一阵呻吟声。

我四处打量了一下，怎么也没有看到人影，于是便把摩托车扶起来熄了火，检查有没有哪里摔坏时，那呻吟声再次响起。

这一次我终于听清楚了，那个声音是从稻草垛里传出来的。

这么冷的雪天，谁会在稻草垛里？我便一边大声问“谁”，一边朝稻草垛走去。

走到稻草垛旁边一看，果然是一个人躺在那里，全身上下都堆着稻草，只露出一个戴着“冬瓜帽”的头在外面。

听到我的询问，那个冬瓜帽朝稻草外面伸了一下，嘴里还在说：是我，外地人。

听口音，这是个外地人，出于职业习惯，我便走到他身边，拨开了他身上的稻草问道：这么冷的天，您躺在这里干嘛？

说话之间，稻草已经被我拨开了，我的问题已经无需他回答。

因为我看清楚了，稻草垛里的人是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一条裤腿上还有很明显的血渍。

“是个受伤的外地老人”，我心里就有了个初步的答案。

弯下腰和他说了几句，很快就弄明白了原委：老人是外地卖甜酒药的人，离我们这里有四五百公里路。

今天坐车到了我们镇上，在附近几个村子转了一天，不小心摔了一跤，原本以为没啥大事，可走到这里又滑了一下，没想到就起不来了。

看着躺在稻草上的老人，我不由得同情心泛滥起来：天寒地冻的，一个外地老人，还是个受了伤的老人，怎么能让他在这里过夜？

于是，我和他解释了几句，然后把他抱到我的摩托车上，一溜烟回到了我的诊所。

生了火烤了一阵，等老人情绪好一点之后，我这才小心翼翼地给他检查伤势。这一看不要紧，据我的估计，老人的两条腿都受了伤，甚至很有可能骨折。

这可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稍微思考了一下才安慰他不要急，先在我这里住一晚，明天送你去医院。

老人倒是对我千恩万谢的，反正就是说一些感谢的话。弄了点饭给他吃了，稍微洗漱了一下就安排他住了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把自称“风伯”的老人送去了医院。最后的结果和我猜想的一模一样，老人的两边髋骨都裂了，暂时不能下地行走，基本上算是暂时“瘫痪”了。

区医院的医生和我也熟，得知这个病人是我从路上“捡回来”的，便劝我把他留在医院，然后和老人的家属联系，尽快把他接回去。

其实昨晚我就问过老人，但他除了告诉我自己家在郴州之外就什么也不肯说，更别说家人的联系方式了。

联系不上他的家人，又不能扔下他不管，不得已，处理一番之后，在老人的恳求之下，我只得把他又带回了家。

就这样，老人算是“赖上”了我，我除了每天都得服侍他的吃喝拉撒之外，每隔几天还得送他去医院复查。而他身上的钱也不多，刚开始还能自己掏检查费，到后来干脆就拿不出钱了。

但风伯一次在安慰我不要怕，还说只要自己的腿好了，马上就回去拿钱来还给你。

我对他的说法半信半疑，只是总不能把他赶出去扔到野外吧？就这样半推半就地默认了他的做法。

一转眼，风伯在我家住了六七个月，眼见得夏天都要过完了，他的腿终于好了，第一时间就和我告辞，说是要回郴州去拿钱，还要带家人来感谢我。

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奇妙，尽管一开始，我心里多少对他有点怀疑，但这么久的相处，竟然也有点舍不得的亲情之感。最后还打发了一些路费给他，把他送上了去市里的班车。

风伯这一走就如同黄鹤，最开始我还在估算从我们这里往返郴州需要多少时间，风伯什么时候大概会回来。

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风伯一直没有露面。我也逐渐失去了信心，甚至连我的父母也不再提起这回事了。

又到了年底，每年的这个时候，也才是我比较空闲的时候。

那天我正坐在诊所里烤火看书，突然门外传来一阵马达的轰鸣声。

要是放到现在倒也见怪不怪，可在那个年代，汽车的马达声在农村还真是很少听到，乃至我也忍不住放下了手里的书，把视线朝窗外看去。

这一看不要紧，门外竟然停了三辆小车，而且就停在我的诊所门口，最前面一辆车上下来一个中年男子，看样子应该四五十岁的样子，直接朝后面的车子走去。

我心里也挺好奇的：没有听说我们村有什么人在外面发了大财啊，怎么一下子来了好几辆车呢？

就在我的迟疑与猜测中，后面两辆车的车门也打开了，车上下来几个人，里面竟然还有个熟人。

不错，风伯从一辆车上下来，身上的穿着也不是以前那副模样，收拾得像模像样的，朝另外三个人挥挥手，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还不忘朝我这边指了指。

风伯嘴里开始喊道：黄医生，我来了。

我这才醒悟过来，风伯这是回来还钱来了。说真的，心里还真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毕竟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他在我这里吃住这么久，我还帮他垫付了一些医药费，真要是打了水漂连句话都没有，我总还是有点膈应。

我赶紧起身出门，走到门口就遇到了走在最前面的风伯，老人家笑呵呵地对我说：小黄医生，实在对不起，过了这么久才来，你是不是以为我不会再回来了？

我当然不会傻傻地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赶紧回答：您老别这么说，也没几个钱的，您来不来真无所谓。

就这么寒暄了几句，我把他们几个请进屋里坐下。寒暄了几句，风伯这才向我介绍，陪他来的是他的三个儿子，今天是特意来感谢我的。

就这样，我和风伯父子四人聊了一下午，晚上当然得招待一下他们。

风伯的三个儿子也多次想我表达了谢意，尤其是他的大儿子，看样子就是个做大生意的人，在我的诊所里家里看了好几遍，最后问我说：

黄医生你虽然心地善良又年轻有为，但你的诊所规模实在太屈才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打算扩大的想法？

我不好意思地摸着头说：就算我想做大，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再说了，像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再大的医院似乎也浪费吧。

我的话似乎得到了他的认同，于是不再说话，应该是在心里估算着什么。

吃过饭，风伯说他们今晚要连夜回去，还催着几个儿子赶紧把事情处理好。

他们三兄弟应该已经有了共识，最后还是老大开口对我说：

黄医生，原本希望能帮你扩大一下规模，但你下午说的意见也确实是现实。刚好我在你们市里开了一家小医院，我现在正式邀请你过去，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就这样，我告别了经营四年多的乡村诊所，来到了市里的医院上班。

平台不同了，我也不得不“身不由己”地去提高自己，先是参加了自学考试，后来又被送去生成的医院培训进修。

几十年过去了，我也已经人到中年即将退休。很多时候，我都对自己副主任医师的职称感到惶恐：

如果不是当年和风伯的那一场偶遇，我的人生，或许就真的只能呆在那个小山村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