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在这两年时间里，我国的科技文化建设渐渐走出了阴影，迎来了重新焕发生机的机会。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因为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科技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处于一种在迷失中艰难求生的状态。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新的历史阶段，为了让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尽快步入正轨，党和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1977年5月，此时还没有正式复出的邓小平，在与中央同志的谈话中，着重强调了重视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不久后，在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中，教育部就高校招生方案形成了初步方案。内容显示，虽然较之前已有突破，但根本上还是沿用以前的老办法。

8月4日，教育部向中央报送了相关方案。同一天，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就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主要人选，邓小平曾提出过明确的要求：

“敢说话、有见解，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不要行政人员，也不要跟过去有说不清楚的牵连。”

根据这一要求，先后有33位专家学者收到了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座谈会的邀请。他们都是我国科技界和教育界的权威教授。

在座谈会召开期间，邓小平并没有只简单听取秘书的汇报，而是从始至终亲自主持座谈会。会议最开始，他便自封科技和教育界的“后勤部长”，请大家提建议、提要求，畅所欲言，什么话都可以讲。

尽管如此，但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与会代表们面面相觑，没人发言。经过几次动员，年龄最大的杨石先教授率先发言，但他一开口就表示一定继续接受改造。

后来，在邓小平的引导下，各位专家学者才渐渐放下了防备，如何振兴科学教育、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等很快便成为了会议的主题。

尤其在改革招生制度方面，“走后门”的现象层出不绝，埋没了大量人才，许多优秀的人才却被种种条件卡住了。这些声音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强烈共鸣。

虽然邓小平已经收到了今年按照老办法招生的文件，但他在听取了与会专家的建议后，便向一旁的教育部长刘西尧问道：“现在改的话，还来得及吗？”

不等刘西尧回答，当时武汉大学的副教授查全性便接过了话茬：“来得及，宁可晚上两个月也行。”

刘西尧也点了点头，表示：“来得及”。

听罢，邓小平当即拍板：“那就把刚下发的招生文件收回来，按照大家的意见，重写重发。”

话音刚落，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声音经久不息。

就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决议就这样出现了。时隔十年，高考考场再次打开了大门，数以千万的考生从农村、工厂、课堂等地纷纷奔向考场，迎来了靠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这一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除了恢复高考这一重要进展外，还有一项重大决定。

1977年9月，中共中央宣布，将在第二年3月18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成为了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的春天，与这次全国科学大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过去十年间，科学技术领域沦为了重灾区，很多科研工作陷入了停顿。1977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党中央开始酝酿召开全国科技大会。

1977年5月，华国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要把我国的科技水平搞上去，并提出要召开科学大会，把劲鼓起来。

会后，各单位负责人齐聚，讨论成立全国科学大会筹备领导小组，开始筹备工作，方毅被选为组长。

在他的领导下，筹备工作迅速展开，全国随即掀起了大办科学的热潮。各省的一把手亲自召开会议，讨论科技工作的开展。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后，主动提出负责科学和教育工作。一上任，邓小平便主持召开了科教工作座谈会，并做出了恢复高考的重要决定。与此同时，邓小平以一如既往的魄力，突破了当时“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为明年全国科学大会的顺利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为了搞好全国科学大会的动员工作，大会筹办领导小组还特地下发了相关内容的宣传要点，打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社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一经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这篇文章的主人公陈景润的经历，也让许多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共鸣。曾经被视为“臭老九”的陈景润也成为了学习楷模。

同年9月，在宣布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确切时间后，吴明瑜、林自新奉命负责起草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稿。这份稿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许多政策声明都在其中，另一方面，邓小平作为科学教育的主管领导人，他讲话的内容和态度自然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在起草过程中，吴明瑜等人在仔细研究了马恩著作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表述和邓小平当时一系列讲话的指示精神，他们在讲话稿中郑重写下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后，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稿终于完成了。其中，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邓小平十分赞同。以至于在1989年会见外宾时，他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论断。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也不忘强调科技的重要性。

除了这一部分深受邓小平认同外，讲话稿中提到的“关于在科技工作方面的一系列实质性措施”也得到了他的重视。后来，他还明确提到过：

“我在科学大会上的发言，讲的第三部分不为很多人注意，大家没有注意，其实也很重要，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稿完成后，便送到了国家科委和中科院的领导层中审议，大家看后，不约而同表达了肯定。很快，稿件便送到了邓小平的手中。

邓小平看过讲话稿后，只是简单地作了些调整，便表示可以。1978年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曾提到过吴明瑜等人为自己起草的讲话稿，他表示：

“我看了一遍，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讲话稿中的意思多半是我过去讲过的。”

然而，这篇受到国家科委、中科院领导层和邓小平好评的讲话稿，却遭到了来自上层的挑剔。当时，中央在审定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稿时，有人更是多方挑剔，甚至无端指责：“这篇稿件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等领导同志曾对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作出过多次指示，应该引用。”他还特别提到了讲话稿中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句话。

这天晚上，还有一位高层的领导同志专门打来了电话，建议要对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做一些修改，尤其要将关于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作为修改重点。

起草小组接到电话后，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大家简单讨论后，决定向邓小平请示。

邓小平听后，当即回答道：“一个字都不要改”。他的答案干脆利落，态度十分坚决，多年后，起草小组的每位同志都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况。

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前一天，就在讲话稿即将付印的时候，起草小组又收到了两条意见，一个是要修改一处标点符号，另一个则是修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句话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起草小组立即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邓小平还是很肯定地表示：“接受第一条意见，第二条不接受，维持不变。”

就这样，邓小平的讲话稿在付印前，又“紧急”修改了一个标点符号后终于定下了。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受到了参会者的热烈欢迎。尤其他讲话中提到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句话，令现场所有人激动不已，不少人甚至流下了眼泪。

或许现在有人不理解这句话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力量，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都知道，能够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多么令人自豪的一件事。因此，当他们听到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后，心中激起了惊涛骇浪，这对当时的中国和知识分子群体而言，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邓小平的讲话为这次大会的召开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大会闭幕当天，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一经发表，大会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终于看到了“科学的春天”。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地位也不断上升，我国逐渐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重要氛围，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力量和基础。

参考资料：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年4期、中国青年报、科学大观园2021年14期、科学时报、湘潮2009年7期、小康2016年14期、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10期、时代报告2017年6期、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