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中旬，一群受到国民党右派收买的土匪，夜袭永新，将80多名共产党人逮捕入狱，贺子珍当时不在而逃过一劫。

根据兄长贺敏学“找袁文才和王新亚营救”的指示，贺子珍赶往宁冈找到了袁文才。很快，袁文才率领队伍重新攻占了永新，并救出了贺敏学等80多名被关押的共产党员。

因国民党反动派势力卷土重来，贺敏学和贺子珍随袁文才一起来到了宁冈茅坪。期间，兄妹俩正好听说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了井冈山一带。于是，贺敏学作为中间人，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并顺利帮助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也因此认识了贺子珍。1928年春节前的半个月时间里，贺子珍陪着毛泽东来到宁冈、永新的农村开展调查研究，懂方言的贺子珍成为了毛泽东与当地村民交流沟通的重要渠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两个年轻人的心渐渐走到了一起。

1928年6月，贺子珍和毛泽东结为革命伉俪。刚结完婚，夫妻俩便来到了永新西乡塘边村，在这里帮助农民开展分田活动。

1929年，在红四军召开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被迫离开了新四军。此后近十年时间里，也成为了毛主席政治生涯中最为起伏的时期。这一时期，贺子珍始终陪伴在毛主席身边，陪他一起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时光。

与此同时，贺子珍还经受了生育之痛，又因战乱经历了与子女生离死别的痛苦。尽管如此，作为一名红军战士，贺子珍的战斗意志从未产生过动摇。她始终坚定不移地跟随党、跟在毛主席身边。

贺子珍不仅爱毛主席，还爱战友，她曾为了救伤员被炸得遍体鳞伤。

为了革命，贺子珍的家族先后牺牲了47人，但她始终将这些伤痛埋藏在心底，从不表露出来。在革命队伍中，贺子珍从没私心，她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了党内同志们的深深敬意，大家亲切地称呼她“贺大姐”。新中国成立后，一向内敛的林彪也曾亲自上门拜访贺子珍，与她一聊就是半个小时。

1934年10月，贺子珍随红一方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她的弟弟贺敏仁也随军长征。

贺敏仁长大后，追随哥哥姐姐的脚步，参加革命，成为了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的战士。后第三纵队扩充为红六军，贺敏仁也当上了司号兵。

长征途中，贺敏仁在红一军团11师某团担任司号兵。1935年6月，贺敏仁随红军队伍进入了毛儿盖藏区，尽管上级一再严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得打扰当地藏民。

然而，已经绝粮了多日的贺敏仁饥饿难耐，当他看到一座喇嘛庙后，便独自一人偷偷进入，想要找些贡品吃，但这一行为已经违反了纪律。

很快，贺敏仁便被举报偷拿了庙里一千多块银元。师部立即将他绑了起来，并在未经详细调查，不听他申辩的情况下，下达了枪毙命令。

原来，贺敏仁进入喇嘛庙后，发现里面没有贡品，但确实看到了一些钱。不过，他只拿了一些铜板，换成了粮食。由于当时红军部队正在进行整顿，严肃军纪，贺敏仁便被抓了典型。

贺敏仁被抓起来后，还曾托同乡的一个战友给姐姐贺子珍写信，希望她能够救救自己。

只是，信还没来得及写，贺敏仁便被处死了。贺敏仁死后，贺子珍才听说了这一噩耗。她来到军中给弟弟整理遗物时，并没有发现任何钱财，只有一个小背包和军毯。尽管悲痛万分，但她还是选择了向毛主席隐瞒弟弟被枪毙的消息。因为当时红军的形势十分危急，毛主席不能分心。

后来，在谈起这件事时，贺子珍表示：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这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贺敏仁被处死的消息很快便在红军队伍中传开，“毛泽东的小舅子被枪毙了”、“他姐姐就是贺子珍”……还有声音认为“这是有人故意为之，想要打击贺子珍和毛泽东”……

对于外界种种声音，贺子珍很快冷静下来，开始仔细调查起了这件事。不久后，她发现，弟弟确实违反了纪律，但他一定没有拿那么多钱，如果拿那么多，也没有地方放。从一些知情的战士口中，贺子珍得知，弟弟拿的是铜板，折下来也值一两块钱。

很显然，有人对他的行为故意夸大了，加之师部没有进行调查便仓促执行了死刑。于是，贺敏仁就这样死在了长征途中。

直到长征结束后，周恩来才将贺敏仁的这件事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十分震惊。但得知死因后，他却又勃然大怒，“我要当面问问贺子珍。”

贺子珍十分客观地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件事，对于这件事的处理也没有干涉，更没有利用自己是毛主席夫人的身份而向相关人员采取任何报复性行动。

听完贺子珍的汇报后，毛主席沉默了片刻，最后叹了一口气，说道：

“红军就应该有铁的纪律，用铁的纪律约束自己和亲人。”

这句话和贺子珍的想法不谋而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铁一般的纪律，才让我党拥有了一支具有强悍战斗力的部队。

在这一工作中，作为党和红军领袖的毛主席，对自己、对亲人更是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延安时期，文运昌得知毛主席在延安“当官”后，曾写信请他介绍一份工作。毛主席收到来信后，当即不留情面地给予了回绝。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更是如此“不留情面”。

毛主席以实际行动做到了他曾在《论新阶段》中所写的这句话：

“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绝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

参考资料：延安市融媒体中心、人民网、《贺子珍的风雨人生》、红土地2015年7期、延安文学2022年3期、文史月刊2009年12期、党史文苑2009年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