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正处于艰难的发展阶段。香港，这片位于南海之滨的特殊土地，虽被英国占据，但毛主席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这一决策看似退让，实则饱含智慧。在抗美援朝时期，西方对我国实施物资禁运，香港却成为了物资输入的隐秘通道，大量急需的药品、器械等通过香港辗转进入内地，为前线战士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在中苏交恶的艰难岁月，香港又作为国际贸易的关键窗口，让中国得以与世界保持经贸往来，不至于被完全孤立。香港的存在，就像在寒冬中为新中国保留的一丝温暖。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显著提升。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世界对新中国国际地位的认可；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随后与众多西方国家建交，外交局面打开。然而，此时收回香港的时机尚未成熟。当时，国际局势复杂，苏联在北方构成巨大威胁，中国的外交重点是联合反霸，新界租期还有二十多年，贸然提出香港问题，只会徒增麻烦。所以在中英互换驻外大使时，香港问题被暂时搁置。

香港被英国占据的历史，是一段充满屈辱的记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硝烟让清政府签下《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那是香港繁华的开端，却也是屈辱的起点。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英北京条约》又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被英国夺走。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区租借出去，租期99年，新界广阔的土地成为香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99年的租期，也成为了香港回归的关键时间节点。

1978年，新界租约到期的日子越来越近，香港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港英政府和香港财团忧心忡忡，投资变得谨慎，因为谁也不知道1997年后香港会怎样。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来到北京，试探中国对香港前途的态度。邓小平明确表示，香港主权属于中国，这是不容置疑的。同时，考虑到香港的特殊情况，为了稳定香港投资者的信心，承诺香港可以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中国会把香港当作特殊地区对待。这一表态，既坚守了主权底线，又展现了对香港现实的尊重，但英国却不愿轻易放弃对香港的控制。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着她的“如意算盘”访华。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急需外部支持，可能会在香港问题上妥协。撒切尔夫人在访华前，在伦敦和香港都表现得十分强硬，强调英国统治香港的所谓“合法性”，还以马岛战争的胜利来彰显英国的实力，试图在谈判中给中国施压。但邓小平毫不退缩，坚定地表示，1997年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包括新界、香港岛和九龙。香港的繁荣未来，将取决于中国收回后实行的合适政策。如果中英谈不拢，中国将另行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撒切尔夫人碰了一鼻子灰，离开人民大会堂时，神情落寞，台阶上的那一跤，仿佛是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失败的预兆。

此后，英国开始打舆论战。1982年后，香港经济出现波动，英国便将其归咎于“九七问题”，企图借此向中国施压，让中国在谈判中让步。但中国沉着应对，以不变应万变。实际上，香港经济波动，英国比中国更着急，毕竟香港还在他们手中。1983年下半年，香港金融市场大乱，港元暴跌，市民疯狂抢购美元和日用品，社会陷入恐慌。这表明英国坚持的“主权换治权”根本行不通，中方也明确表示，如果与英方谈不拢，将在1984年9月单方面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在这种压力下，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

重新谈判的英国虽然不再坚持对香港的管制权，但又提出许多不合理要求。比如，在香港回归后的过渡时期，英国想继续掌控香港的行政管理权，试图在香港留下“英国印记”。中国当然不会答应，谈判过程艰难曲折，双方在多个问题上反复交锋。但中国始终坚定立场，维护国家主权和香港的长远利益。终于，在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一刻，无数中华儿女为之热泪盈眶，香港回归的脚步终于坚定地迈出。

从那之后，香港回归的筹备工作稳步推进。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灯火辉煌，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此举行。米字旗缓缓降下，五星红旗在香港的夜空中冉冉升起，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一刻，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翻开了新的篇章，中国也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道路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