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历史进程中，军事行动的物资耗费是重要组成部分。康熙三十五年，朝廷针对噶尔丹展开军事征伐，此役牛羊耗费达二十万头之巨。时光流转至雍正七年，于西北边陲的军事行动，仅羊的消耗便高达五十万头。而至乾隆二十二年，首次平定准噶尔部时，羊的耗费亦达三十万头。这些数据清晰展现了不同时期军事行动在物资供给方面的具体状况。
审视这组数据，着实令人心生诧异。以乾隆朝首次平定准噶尔之役为例，彼时两路大军，其总兵力仅三万余人。从物资消耗层面而言，平均每位士兵的配给竟达十只羊之多。
在诸多朝代的战事中，前线士卒若能维持果腹状态，便已堪称幸事。然而，清代于对外军事行动时，却呈现出一种独特现象：几乎每场战事皆大量采办牛羊。此情形不禁令人思索，八旗将士是否对牛羊肉存在特殊需求，若无之，便难以在战场上克敌制胜？
【清代军粮采买】
在战争的宏大格局中，军粮所占据的地位堪称至关重要。诚如古语所云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事理论亦明确指出 “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深刻彰显了军粮对于军事行动成败的决定性意义。
在清代，军粮供给主要源于两个途径。其一为仓储粮食，此主要指向用兵区域内各州县所设之仓储。于和平年代，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均会进行大规模粮食采买活动，旨在为军事需求及赈济灾荒提供保障。这一战略粮食储备体系，在清代有着极为严格的执行标准。就州县层面而言，其府库所存粮食数量通常有限，而占比较大的粮食储备部分，则来自常平仓。
其二，于粮食产区以市场价格向民众采买粮食，此临时性采购手段成为主流模式，且在历次战争中作为军粮的主要供给途径。同时，不乏地方士绅与民众自愿捐赠粮食的情况。
从整体视角审视，康雍乾时期，粮食价格处于相对平稳且较低的区间。彼时，以银两作为货币衡量，平均每一两白银，即可购得一石大米（据换算，一石约合120斤） 。
尽管如此，鉴于军粮需求规模庞大，其耗费的银两数额依然颇为惊人。以康熙十三年为例，彼时驻防浙江并对耿精忠展开进讨的满汉大军，在军需开支方面，仅军粮采购一项便达140余万两，而整个军需费用总计为210万两。由此可见，军粮开支在全部军费中占据了过半比例。
从军事补给的角度考量，于驻地就近采购军粮，无疑是最为理想的状态。然而，当战事爆发于地理位置偏远的省份时，情况则会呈现出显著差异。
据相关历史研究可知，清代军事行动最为密集的区域为西北，主要涵盖青海、甘肃、陕西等地。该地区在经济层面，发展程度相对滞后，与此同时，此处部署的驻军规模亦为全国之最。
在和平年代，此三省自身的粮食产出难以实现自给自足，需仰仗毗邻的四川与湖广地区予以支援。而一旦进入战时状态，便不得不从粮食主产区进行大规模采购，以保障粮食供应。
以第二次金川之役为例，此役具有显著代表性。在军需物资方面，军粮耗费量颇为可观，总计达300万石。而这其中，高达230万石的军粮是通过从周边省份采办获取。
或许部分读者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军需粮食采购依循市场价格体系，因而不存在商贾蓄意哄抬粮价之虞，且朝廷财力雄厚，只需按价购置即可。然而，此观点实则谬矣。
【运输才是花销的大头】
在国家军事行动之际，出于保障官兵顺利出征、军事情报高效传递以及兵饷粮草及时转运之目的，除启用既有的驿站系统外，还需开拓全新驿路，并于沿途合理设置驿站，以构建更为完善的军事后勤与信息传递网络。
驿站之设置，需投入大量人力与物力资源。其中，交通工具方面，所需之马匹、车辆及船只数量可观。马匹之中，营马与驿马多以征调方式获取，此二类马匹无需支付银两；而民间之马匹、车船若用于驿站，则需支付相应雇资。至于承担驿站事务之役夫，亦需按例支给工食银饷，以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
以乾隆朝首次金川之役为例，河南省境内于战略要地布设4处驿站。每站配备马匹1600匹，共计6400匹；同时，每站配备车辆600辆，总计2400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马匹与车辆均通过向民间雇佣的方式获取。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仅河南省新增设的这4处驿站，便耗费白银30余万两。
需予以明确的是，30 多万两仅仅是雇佣行为所涉及的初始费用。这类似于出租车运营体系中的起步价概念，在出租车服务里，起步价仅是基础收费标准，一旦行程超出特定里程范围，便会产生额外费用。与之同理，此处雇佣的初始费用亦非全部成本，后续或因特定情形产生额外支出。
在相关史料里，对于运输费用有着确切的记载：
在军粮运输体系中，以百里为一运输站点，区分口内与口外区域执行不同标准。于口内，若采用车辆运输军粮，每运输一石粮食，车价银为一钱五分；而在口外，同样以车辆运送时，车价银则为四钱。当遇路况致使车辆通行困难，需雇用以马骡驮运方式时，无论口内抑或口外，每驮运一石粮食且行程每达百里，支付银三钱。若所处山路地势陡峭险峻，车马均难以行进，此时则需征调人夫背负军粮。在此情形下，统一标准为每背负一石米，需征用三名夫役。于口内，每站给予每名夫役夫价银五分，并配给口粮米一升；于口外，每站给予每名夫役夫价银八分，同时配给口粮米二升。
依据《平定准噶尔方略》，从内地向前线运输一石军粮所需的运费数额值得探究。文献记载，每石军粮的运费银在一百余两至四十两区间不等，亦有“每石运费银几近三十两”的表述。此运费数额颇为惊人。若以每石运费三十两计算，向前线运送十万石军粮，所需费用即为三百万两。
显而易见，在军费开支体系中，军粮运输费用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康雍乾时期，清王朝国力处于强盛阶段，然而，即便在这般有利的国力背景下，朝廷于军费支出方面依旧深感压力。为有效应对此局面，朝廷不得不思索并谋划其他解决策略。
自康熙中期对准噶尔部展开征讨之际，为有效削减军粮运输成本，并规避因过度采买军粮致使物价急剧上扬之情形，遂推行以采买牛羊充作军食之策略。
在我国广袤的西北地区，虽面临粮食匮乏之困境，然而凭借其独具优势的地理条件，此地却成为牛羊产量居于首位之区域。从现代视角审视，即便牛羊价格处于相对低位，但其价值相较于粮食而言，亦有着显著的倍数差异。
至清中期，牛羊价格与粮食价格差距并不显著。乾隆年间，西北战事爆发，官方于民间采买羊只，数量多达数十万头。彼时，羊只作价并非以斤两为单位，而是按只计算，无论羊只大小，每只定价8钱。嗣后，因羊只数量锐减，价格攀升至每只一两。
以牛羊充作军粮，尚有一显著优势。牛羊作为活体，无需借助车辆装载运输。仅需为数不多的牧民，便可将数量达至数百乃至上千的牛羊驱至前线。
依此价格核算，约一石大米可置换三十只羊。此举措不仅有效改善了前线将士的膳食水平，还为国家节省了开支，实现了双赢之局面。事实上，乾隆年间西北战事频仍，前线将士的口粮构成中，牛羊肉至少占据半数。如此优厚的伙食标准，在历代军事后勤保障方面，堪称独树一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