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李嘉诚家族以228亿美元向美国贝莱德财团出售全球43个港口资产，其中包含巴拿马运河两端战略要地。这一交易不仅引发“割让航运咽喉”的舆论声讨，更将跨国企业家的资本逻辑与国家战略的深层矛盾推至台前。

一、地缘政治博弈中的资本抉择

巴拿马运河承担中国对美贸易38%的货运量，其控制权易手美国资本后，中国货船可能面临通行费上涨、优先级受限等风险。尽管长和强调“纯商业考量”，但国务院港澳办罕见转载《大公报》评论，直指交易“配合美国对华打压”，成为“地缘政治风险放大器”。

李嘉诚的“撤退”被解读为对美国军事威慑与经济施压的双重妥协，其“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商业哲学，在国家战略安全面前显得苍白。

李嘉诚没有思考：国家需要什么？

二、李嘉诚－科创投资的“缺席”与时代裂痕

与对港口等传统基建的敏感布局形成鲜明对比，李嘉诚在硬科技领域的投入长期被诟病“蜻蜓点水”。尽管旗下维港投资曾押注Zoom、Facebook等科技公司，但其科创投资占比不足总资产2%，且集中于应用层而非基础研究。相较之下，任正非带领的华为、张一鸣推动的TikTok出海，因契合国家“新质生产力”战略而赢得舆论支持。

三、商业伦理的反思与重构

李嘉诚的争议本质是全球化退潮下资本属性的必然冲突：

利益排序的失衡：保留中国高利润资产，却将战略节点拱手让人，被批“吃尽时代红利却不愿共担风险”。风险认知的局限：过度依赖地缘套利，却忽视国家实力对海外资产的保护作用。责任边界的模糊：垄断香港民生领域积累巨额财富，却以“纯粹商人”自居，与霍英东、曹德旺等“爱国企业家”形成鲜明对照。四、香港的破局之路：从“李家的城”到科创之都

香港的困境与转型需求，恰恰折射出李嘉诚模式的终结：

香港－土地垄断的代价：房地产霸权导致产业结构单一，金融、贸易占比超80%，科创贡献不足1%；香港－新时代的标杆：对比新加坡（科研投入占GDP 3.5%）、深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万家），香港需要任正非式“硬科技”企业家，而非地产投机者；香港－政策与民意的共振：香港近年推动“北部都会区”计划、设立科创基金，本质是对土地财政的清算，更是对“务实创新”价值观的重塑。五、企业家精神的再定义：国家崛起需要怎样的商业力量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呼唤与时代同频的企业家：

香港需要－家国情怀：如曹德旺“与祖国共存亡”的坚守，华为“向下扎到根”的科技突围；香港需要－创新担当：需打破“管道经济”依赖，在芯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卡脖子”领域突破；香港需要－社会共富：优化财富分配机制，避免资本过度集中于地产、金融等虚拟经济。结语：告别“李嘉诚时代”，开启香港新篇章

李嘉诚的商业神话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绝非中国现代化的终极答案。当香港街头不再有“李家的城”的叹息，当维港两岸涌现出“东方的硅谷”，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重生。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应如《周易》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