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瑟斯通曾提出一种有趣的观点，他认为每个人的认同，以及与那些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人的认同，都与某个特定的地方紧密相连，这个地方不仅是物理的，还承载着情感和象征，它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情感纽带，一个象征性的地点。

在许鞍华的电影中，城市和她的生活经历紧密相关，从萧瑟寒冷的东北到摩登的上海、热情洋溢的伦敦，再到香港，这些地方都在她的电影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东北在她的电影中出现并不频繁，但每次出现都承载着一种模糊的情感。在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东北呈现出一种苍老、颓废、寒冷和孤独的画面，与主人公姨妈的命运相契合。姨妈最终回到东北，这个城市所蕴含的苦楚和无奈仿佛在与姨妈的命运产生共鸣，这个城市就像被遗弃的老工业基地一样，与被遗弃的姨妈形成了一种共鸣。这个城市的变迁也让我们看到了叙事中“地方”的标签化，以及地域身份的转变。

上海在许鞍华的电影中频繁出现，作为叙事的背景。不论是上世纪的上海民国时期还是现代的上海，这个城市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从80和90年代的张爱玲作品改编的《倾城之恋》和《半生缘》，再到现代戏《上海假期》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上海呈现出新旧交融的景象。旧的弄堂、老房子、老小区，与现代的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相互交织。在这里，姨妈的生活虽然不是白领富贵，但她也算是小资，说着纯正的英式英语。然而，最终姨妈灰心丧气，回到东北，这两个城市的对比似乎在反映命运的嗟叹，姨妈好像做了一场有关上海的梦，但最终被打回原形。

许鞍华的电影中，澳门呈现出温馨细腻的面貌。她的童年在澳门度过，那里的景象和时光都在她的电影作品中得以表现。澳门与香港在她的电影中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而香港有更多的可能性。例如，电影《得闲炒饭》将叙事背景设置在香港，呈现出很多只有香港人才了解的地理知识，从而向观众展示了城市的多样性。不同地域的选择也与敏感的题材有关，如果将故事背景放在香港的中下层社区，观众的接受度可能会受到限制。

此外，新界也在她的电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电影《明月几时有》选址于新界，捕捉了新界这一非典型的“香港景观”。在影片中，许鞍华通过叙事空间的共情寓言，将不可见的香港抗战带入当下的叙事结构中，以及展现易逝和消失的新界。这些地点细节也在她的半自传电影《客途秋恨》中得以还原，以勾勒出她的童年回忆和幸福感。

在许鞍华的电影作品中，空间设置成为了对人物属性的一种区分，不仅通过时间上的区分，还通过视觉上的细节来勾勒出人物的不同属性。这种空间设置在她的电影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让观众更好地理解人物和故事。

总的来说，许鞍华通过不同的城市和地点，将情感、身份认同和人物属性融入到她的电影叙事中。这些地点不仅是背景，还成为了故事的一部分，为观众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电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