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单凭正面战场上的交锋，是很难取得最终胜利的，因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做到克敌制胜，也正因此，一大批智勇双全的共产党员，按照我党的指示，冒着随时牺牲的危险，深入到敌后，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智谋较量。

潘汉年就是这样一位长期战斗隐蔽战线的我党优秀战士，在二十余年的地下情报工作中，他出生入死，为党屡建奇功。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但在后来发生的“高饶事件”中，他曾经所犯的一个错误也被牵连了出来，对于他这个错误，毛主席表示不能原谅。

那么潘汉年到底犯了什么错，导致毛主席对他寒了心？

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彭县中学读书的潘汉年，深受大革命洪流的鼓舞，毅然弃学，前往上海投身到了革命大潮中。

到上海后，在文学方面有着不错才华的潘汉年，被上海中华书局聘用，担任《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编辑。

不久之后，他又加入了创造社，凭借出色的表现担任了《A11》周刊的主编，与此同时，他还与他人共同创办了名为《幻洲》的半月刊。

在这两种刊物上，潘汉年通过讽刺、说理、嬉笑怒骂的方式，撰写并发表了一篇篇言语犀利的战斗檄文。

潘汉年的这些文章，完全没有当时一些文人无病呻吟的颓废气息，而是犹如一束指引方向的光亮，让在乱世中的迷茫徘徊的青年人为之一振，仿佛在黑暗中突然看到了希望。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义愤填膺的潘汉年义无反顾的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并撰写了大量鼓舞人心的反帝文章。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革命者那种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让他深受感染，促使他毅然决然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次年底，潘汉年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接受时任国民革命军的邀请，前往南昌创办《革命军日报》。

在潘汉年的精心编撰下，这份军报既富有严肃性，又充满了活力，赢得了读者们的高度赞誉。

但就在这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形势发生巨变，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军日报》也随着政治部迁到的九江。

南昌起义后，政治部被新军阀强行接管，潘汉年也奉党组织指示离开报社，回到上海等待组织安排新任务。

1931年4月24日，时任我党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被捕后投敌叛变。

由于这个大叛徒不仅知道我党的很多核心机密，而且对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同志的住处也了如指掌。

面对此种严峻形势，中央特科迅速进行了重新改组。

同年5月，在周总理领导下的新中央特科机构，得以重新建立，潘汉年被派往特科担任二科（情报科）科长，主要负责情报搜集、敌情侦察和反间谍工作，与一科科长陈云、三科科长康生共同成为特科的核心负责人。

当时，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我党在上海等一些城市的地下工作受到了重创。

为了打击敌特机关反共的嚣张气焰，中央特科决定组织一次除奸行动，对敌特机关的首恶分子进行镇压，以此鼓舞革命者的士气，挫挫敌人的威风。

根据行动任务分工，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科负责选定合适的镇压对象，然后再协助“红队”（既三科）进行具体的行动部署。

潘汉年刚刚接手情报工作，还未来及具体了解上海的敌特情况，于是，他便找来对上海敌情比较熟悉的中央保卫部门的骨干成员刘鼎，共同商议如何顺利完成此次任务。

刘鼎将上海敌特机关的情况，向潘汉年进行了详细介绍，随后两人经过一番深入分析和比较，最终确定将淞沪警备司令部现任督察长王斌作为行动目标。

王斌是一名对破坏我党地下活动最为积极的死硬分子，国民党当局每次准备在租界对革命组织进行破坏，或者要逮捕共产党员，都是王斌与租界巡捕房进行交涉，将人逮捕后，办理手续，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如果成功将这样一个敌特分子镇压了，在敌人内部肯定会起到非同寻常的震慑作用。

目标选定后，可王斌的具体住址、日常行踪及出入路线，又成为了新的难题。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潘汉年突然想到自己在光华书局工作时，一些书店老板曾经对他说过，为了书店的某些禁书免遭查抄，他们会经常贿赂、宴请警备司令部和国民党市党部的一些官员。

潘汉年巧妙的通过书店老板们，摸清了王斌的情况，随后又经过一番缜密的侦察和精心布局，协助红队成功除掉了王斌，圆满完成了任务。

王斌被除掉后，各大报纸马上将这件事当做重大新闻刊登在在头版头条，并对王斌的死进行了大肆渲染，将狙击手描述的神乎其神。

果如我党所料，此事件让敌特机关中的那些反共分子、国民党特务、汉奸叛徒感到了惊恐万状，只怕下一个会轮到自己，嚣张的气焰被压下去不少，为恢复上海被破坏的地下党组织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

不过，按照工作分工，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科，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直接镇压敌人，而是收集情报和侦察敌情，因此，潘汉年当下最当紧做的事情是重建情报网络。

在对上海的整体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之后，潘汉年决定在国民党核心部门培植内线和耳目，以此作为获取情报的重要途径。

潘汉年经过周密策划和不懈的努力，从这些部门中精心挑选出一些合适的人，一步步将他们发展成了我党的内线，随后，通过这些内线，为我党获取了大量价值极高的情报，为保障党中央的安全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在当时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潘汉年虽然将中央特科的工作做的非常出色，但终究还是难以力挽狂澜，彻底扭转我党所面临的艰难革命局面。

1933年5月14日，因为一些与潘汉年关系密切的革命进步人士被国民党逮捕后，为了他的安全着想，党中央迅速安排他撤离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

潘汉年来到苏区后，担任了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同时兼任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重要职务。

福建事变发生先后，他按照上级指示，全权代表党中央和红军去与十九军进行谈判，最终不负众望，成功与十九军签署了抗日反蒋的协定。

在长征开始前，党组织再次委派潘汉年代表我党前往广东，与广东最有影响力的实力派大军阀陈济棠进行谈判。

凭借过人的智慧和出色的口才，潘汉年成功说服陈济棠，使其意识到，与红军交战，有极大可能给自己带来双重风险：既担心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会趁虚而入，进驻广东，又害怕与红军交战，输掉本钱。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陈济棠为了保存实力，最终决定“借道”给长征的红军，可以说，红军顺利走完长征，潘汉年功不可没。

1934年10月20日，潘汉年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长征途中，二渡赤水后，党中央突然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为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必须尽快与共产国际接上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指示陈云和潘汉年离开长征队伍，秘密前往上海、贵州等地去寻找共产国际。

辗转各地寻找无果后，潘汉年又秘密奔赴莫斯科继续寻找，最终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潘汉年再次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西安事变爆发后，潘汉年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去与南京接洽协调，协商解决相关事宜，他抵达南京后，积极与各方面进行联系沟通，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国共合作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

在抗战期间，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潘汉年，主要负责香港、上海、及淮南等敌占区的情报工作，为了获取重要情报，他巧妙周旋于日本人、汪伪政权和国民党顽固势力之间。

1943年4月，已调到华中局情报部任部长的潘汉年，按照华中局领导人饶漱石的指示，前往敌占区搜集敌伪军即将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的具体情报。

在搜集情报的过程中，因形势所迫，潘汉年与大汉奸头子汪精卫进行了一次会面，事后他并未将这件事向上级进行汇报。

随后，汪伪政权竟然在媒体上发布了一条汪精卫与中共要员会面的消息，国民党借机大肆抹黑我党。

由于党中央并不知道潘与汪会面的事，于是便马上发布消息，表示这纯属谣言，绝无此事。

潘汉年得知此事后，心情异常沉重。

紧接着，延安破获了多起隐藏在我党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刺杀毛主席的案件，因此，我党随即在内部展开大审查，在这次审查中，潘汉年因害怕被误会，没敢说出与汪精卫见面的事情，这事便一直搁置了下来。

直到1955年，党中央对高饶事件进行批判时，要求对与高、饶关系密切的人都要进行审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饶漱石下属的潘汉年，有些慌了神，他找到陈毅，坦白了这件事情。

陈毅听后大吃一惊，深知此事的严重性，气的直骂潘汉年太糊涂，他不敢耽搁，立即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件事。

潘汉年为党立下过汗马功劳，毛主席对他一直都非常的赏识和信任，听完陈毅的汇报，他顿时勃然大怒，直言潘汉年太让他寒心，随后再三强调，潘汉年的错误绝不能原谅，必须深入细查，最后还做出了“此人不能重用”的批示。

众所周知，毛主席一直都是胸怀宽广，尤其在晚年时，他原谅了很多人，而之所以不能原谅潘汉年，并不是单纯因为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这件事本身，关键在于潘汉年向组织隐瞒了这一重要事实，这种不诚实的态度，是毛主席最为不能容忍的。

潘汉年为了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可谓是出生如实，而却因一时的糊涂，让自己的后半生陷入了悲剧，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经查，潘汉年并没有背叛过党组织，因此后来得以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