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7年7月30号一大早，沈阳那雨下得跟倒水似的。这时候，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接到了一个急电，是周总理打来的，说让他火速赶到北京。
听到周总理这么说，曾思玉一下愣了，本想随口问问是啥急事，但话到嗓子眼儿又给憋回去了。
因为沈阳下了超级大的暴雨，飞机没法降落也没法起飞。曾思玉就跟周总理实话实说了这事儿。总理说了，等雨一停，赶紧飞到钓鱼台来领任务！
刚放下电话没多久，正在北京参加会议的沈阳军区头儿陈锡联又打来了。他说自己刚接到总理的电话，让快点催曾思玉来北京。最后，陈锡联还对曾思玉说：“你得立马把沈阳的领导们都叫来开个会，把工作都安排好。”
正当曾思玉在给军区的同事们安排任务时，他的秘书走进来告诉他，北京已经派飞机过来了。那会儿，天气也开始慢慢放晴。于是，曾思玉带着秘书和保卫干事，上午10点就到了北京机场，之后他们就直接去了钓鱼台。
周总理在会议室里会见了曾思玉，直接告诉他，要调他去武汉军区担任司令员一职。
那时候，武汉军区的情况挺复杂的，曾思玉果断决定，带着周总理那19个字的嘱托，去那边挑大梁。
【曾思玉从沈阳副司令员到武汉司令员】
曾思玉学完军事学院课程后，就去了沈阳军区当参谋长。一到沈阳站，他就碰上了沈阳军区的司令员邓华、政委周桓，还有各部门的一把手，大家都来迎接他。
邓华乐呵呵地喊道：“老曾，瞧瞧，大伙儿都在热烈欢迎你呢！”曾思玉在邓华的引荐下，跟前来迎接的每位同志都握了握手，连声道谢。
曾思玉一到任，军区里大堆的事儿就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他干脆利落，先把提升战备工作当成了头等大事来抓。
这天，邓华走进了曾思玉的办公室，一看墙上、桌上摆满了地图，就笑着打趣道：“老曾，进展咋样了？这些地图都摸透了吧？”
曾思玉听完之后，脸一下子拉长了，他说自己刚到这儿没几天，东北这地界儿实在太大了，陆地边界和海岸线哪儿都是关键，一下子根本了解不过来。然后，他拍着胸脯跟司令员保证，自己这就下到部队里去摸摸底，争取早点把情况都搞清楚，好着手后面的工作。
邓华一听，咧嘴笑道：“别急嘛，等过阵子，我这个地道的东北老哥带你这个新来的东北兄弟，把整个东北都溜达溜达。”
邓华在东北摸爬滚打了好些年，对那儿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1958年春节一过完，曾思玉就跟着邓华头一回去巡查东北三省。虽说邓华对东北挺熟的，但每到一处，他还是仔仔细细地听驻军部队的情况汇报，并且还拿笔记下来。
曾思玉讲道：“邓华同志那里，我收获了不少在学校里根本学不来的宝贵经验。”
正当曾思玉打算大展身手之际，沈阳军区的领导层有了变动。陈锡联上将接掌军区司令员一职，赖传珠上将则成了军区的第二政治委员。原来的政委周桓，他去做了辽宁省委书记。而曾思玉呢，他被任命为军区的副司令员，同时还兼任参谋长。
对比起来，新来的陈锡联和赖传珠，曾思玉就算是“老资格”了，他挑起了战备工作的大梁。
有一回，曾思玉陪着陈锡联到部队实地考察地形。陈锡联看曾思玉讲起话来条理清晰，简直就像对东北战区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似的。他笑着打趣道：“老曾啊，你才来了两年，就活脱脱像个地道的东北人了。以后我这个刚到东北的，可得靠你多指点指点啊！”说起来，陈锡联和曾思玉以前还是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的同窗呢。
在以后的日子里，陈司令员和赖政委特别看重曾思玉，工作上给了他很多信任和帮助。陈锡联常常在会议上提起，总说：
战备规划的大方向是由军区党委拍板的，而实际的操作执行，全都交给了“曾师傅”来把关。
1967年1月头几天，人民大会堂那儿开了个会，主要是要改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那时候，陈锡联因为身体不舒服，留在北京养着。而曾思玉呢，他是沈阳军区的副司令员，就去参加了这个会。开会那会儿，大家还被带去主席住的地方，进了他的书房，跟他见了面。
等大家都坐下来安稳了，毛主席先开口跟曾思玉讲道：
嘿！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以前在延安那会儿，咱俩经常碰面，这一晃，多少年都没见了啊？
曾思玉讲道：“这都已经过了14个年头啦。”
毛主席讲过：要用咱老百姓能听懂的话来说，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就14年过去了。你在沈阳军区呢，那可是东北的重要战略位置！北边挨着苏修，你们可得时刻准备着，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啊！
曾思玉回应道：“我肯定会照着主席的吩咐去做。”
正当曾思玉琢磨怎么加强防御准备的时候，北京那边突然来了个电话……
【曾思玉奉周总理之命，带着19字任务到武汉军区赴任】
周总理给曾思玉打了个电话，让他赶紧到北京来一趟。曾思玉赶到大会堂的小会议室时，周总理已经在那儿了，笑着说：“我可等你好一阵子了。”
然后，周总理说，曾思玉将担任武汉军区的司令员，刘丰则是军区的政治委员。在聊天快结束时，周总理给即将前往武汉的曾思玉布置了一个简洁明了的19字任务：
管好部队，重新安排位置，稳住场面，把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干。
告别钓鱼台后，曾思玉特地去探望了在京养病的陈锡联司令员。因为时间赶，两人没法多聊。陈锡联司令员对他说道：“武汉那边现在乱得很，周总理点名让你去，就是希望你能快点把局面稳住。你得好好把局势拿捏住啊！”
曾思玉使劲地点了点头。就那么十几分钟的碰面，两位老战友心里有太多话，到最后只说了一句：“好好保重自己啊！一定要！”
跟陈锡联道别后，曾思玉和刘丰搭飞机到了武汉的王家墩机场。那时候，军委空军的政委余立金和总参作战部的副部长李真已经在机场等他们了。一见面，他俩就给曾思玉司令员讲了讲武汉现在的情况。
到了武汉军区的次日，曾思玉在孔庆德副司令和叶明副政委的陪伴下，开着吉普车，把武汉三镇的主要地方都兜了一圈。
为了赶紧动起来，把局面稳住，曾思玉打算弄个临时的指挥中心，拉上刘丰、孔庆德、叶明他们几个，再挑上十几个帮手，大家伙儿一起在招待所凑活着办公。
曾思玉一上任，头等大事就是重新安排军队的站位。中央军委点头后，独立师就从武汉撤出，去了黄陂进行休整。同时呢，空降军那边调了两个师过来，顶替独立师，负责城里的治安和警卫。在这段时间里，曾思玉也没闲着，他连着开了好几场会，一门心思解决军区眼下碰上的难题。
在曾思玉的指挥下，大伙儿经过一番辛苦努力，武汉那乱糟糟的情况开始一点点变好了。
1967年9月21号那天，毛主席来到了武汉。曾思玉和刘丰两个人跑去武昌火车站接站。在火车上的会议室里，毛主席亲自会见了他们俩。
毛主席瞧着曾思玉，问道：“你来这儿也有阵子了，总理吩咐的事儿，进行得咋样了？”
曾思玉跟毛主席聊了聊武汉最近的情况。主席听后满意地点点头，表示对军区同志们这近一个月来的辛苦付出很认可。
后来，毛主席多次亲临武汉，亲自指导曾思玉的工作。在曾思玉的带领下，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武汉军区开展了一系列的大工程。包括“三线建设”、“千年沉湖的改造”、“支持新开发区域”、“重点推进六厂一校项目”、“修建焦枝铁路”、“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还有“4号高炉的建设”等等。
1971年11月份，曾思玉接到通知，要去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个会。开会那会儿，他跑到叶帅家里去商量事儿：“叶帅啊，刘丰这政委怕是干不下去了，他竟把毛主席南巡时私下说的话都告诉李作鹏了。您看，咱得考虑换人了吧。”
嘿，说起来，那是在1971年9月5日一大早，海军的政委李作鹏陪着朝鲜的大将吴振宇，就是朝鲜人民军的总参谋长，一块儿到了武汉，想瞅瞅潜艇。那时候，总参外事局给武汉军区打了个招呼，说这事儿得由曾思玉来招待和陪着。
曾思玉正准备上车去迎接吴振宇他们，这时候刘丰突然也出现了。曾思玉心里犯嘀咕：咋回事儿，刘丰来凑啥热闹？外事局那边说接待名单上没刘丰啊！这下可把曾思玉给难住了，他想了想，算了，既然来了，就带着刘丰一起参观吧。
参观搞完后，我们在东湖客舍吃了晚饭。饭桌上，吴振宇说想明天去钓钓鱼。到了第二天，曾思玉就陪着吴振宇，在东湖客舍院子里的小水塘里甩起了钓竿。因为他们俩在朝鲜战场上就是老相识了，所以聊起天来特别顺溜。
那时候，刘丰跟李作鹏在一起，就把毛主席南巡武汉时讲的那些话，一股脑儿地讲给了李作鹏听。
叶帅琢磨着：“得派谁去武汉军区当政委呢？”琢磨来琢磨去，他觉得南京军区副政委还兼着政治部主任的王六生挺合适。
曾思玉和王六生在抗日战争刚开始那会儿就熟识了。曾思玉一听，立马就说：“行，没问题。”
叶帅讲道：“我得跟毛主席和周总理说一声，我觉得王六生挺适合当政委的，赶紧让他来北京开会吧。”
会议一完事儿，曾思玉就和新来的政委一块儿回了武汉。说起来，曾思玉在武汉这儿，都已经呆了整整7年了。
【曾思玉从武汉军区司令员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1973年12月21号那天，曾思玉这些军区的大司令、政委们，都接到了去毛主席书房碰头的消息。这次聚会，主要就是为了商量“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事情。
在会议上，毛主席揭晓了调动名单，并指定张玉凤领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曲。
散完会后，曾思玉一回武汉就忙活着准备交接的事儿。他牢牢记着毛主席的吩咐，得在1973年12月31号前赶到济南军区报到上班。
走之前，曾思玉让手下人把车上那几样打包好的礼物拿下来。手下人挺纳闷，问道：“这些都是外国客人送给您的礼物，咋不带走呢？”曾思玉摆摆手，说明道，这些是人家送给武汉军区司令员的，可不是给我的！得明白，武汉军区司令员跟我可不是一回事儿。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曾思玉心里那叫一个痛快。他对山东有着别样的情深，抗战那八年，有六载光阴都是在冀鲁豫那块抗日根据地上摸爬滚打过来的。再加上他爱人也是山东人，他俨然就成了“山东的半个老乡”。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次踩上这片熟悉的土地，他心里头真是五味杂陈，感慨万分。
曾思玉抵达济南后，军区政委徐立清热情地迎接了他，还仔仔细细地跟他讲了讲部队现在的状况。
曾思玉一上任，就全身心投入到了解军队建设的事儿上。他老开会，每次都围着“准备打仗、加强训练”这些话题聊个不停。
1974年快到12月的时候，经过中央军委点头，济南军区带着67军搞了一次实战演练，主要是研究怎么让加强步兵团在战场上边机动边干掉敌人的坦克大队。
这次演练重头戏是步兵，其他兵种和民兵紧密协作。李达副总参谋长亲自到现场指挥。
演习一完事儿，李达就一个劲儿夸这次演习搞得好。他直接跟曾思玉说：
从邯郸战役那会儿咱俩认识，到现在都二十多年了。你这些年来，工作起来总是那么有拼劲，对任务也是全力以赴，真心不容易，真的很佩服你。
曾思玉很低调地说，这都是他应该做的。
李达接着讲道：
你到济南还没满一年呢，就选了个打坦克这么专门的训练项目来练手。这项目挑得真棒，而且演习也搞得挺顺利。
曾思玉说明道，“北极熊”在我们边境部署了上百万大军，他们打仗主要靠坦克。所以，按照敌人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的战术，这是毛主席一直以来的教导。最后，曾思玉还请李达多给指指存在的问题。
李达幽默地说，唱戏的嘴里总哼着曲子，练武术的手里总耍着拳法，说白了，就是得一个劲儿地“练”。
1975年的时候，军区领导层有了挺大的变动。司令员还是曾思玉，徐立请呢，他去了总政治部当副主任，白如冰就兼任了军区的第一政委，而肖望东则成了军区的新政委。
1976年9月9号那天，毛主席走了。曾思玉一听到这个消息，眼泪立马就流了下来。他赶紧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让全区的部队都进入战备状态，生怕有啥意外发生。
9月11号那天，曾思玉和济南军区以及山东省的头儿们一块儿去了北京，去缅怀敬爱的毛主席，看了他的遗容。
12号那天，曾思玉和政委肖望东带着副司令员、参谋长等一帮人，搬到了地下的作战指挥中心。整个区域的部队也都进入了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
1978年11月初，中央军委在济南军区搞了个“全军炮兵工程建设经验交流会”。杨勇、王尚荣两位副总参谋长，还有军委炮兵的头儿宋承志司令员，都亲自到场参加了会议。
会议时，杨勇很有感触地讲道：
老曾啊，咱俩打交道都四十来年了，你那股子拼劲儿还有爱琢磨事儿的精神，一直都没变，还是那么足。
曾思玉咧嘴一笑，接着杨勇便开口继续道：
那些坚硬的花岗岩山体，愣是被你给挖空了。要是全国所有的边关要塞都能像你这样搞，那咱们的边关要塞可就真是固若金汤，变成了一道打不破的铁壁铜墙！
1980年1月14号，曾思玉告别了济南军区，他在那里工作了六年多。之后，他转去南京军区当上了顾问。
1983年3月份，曾思玉在南京军区当了3年顾问后，心里琢磨着该退休了，于是他就自己动手写了份报告给中央军委。没多久，邓小平就让当时军委的秘书长耿飚给曾思玉打了个电话，问他还想不想当中顾委委员。曾思玉直接就说：“我啥职务都不想再干了，就想彻底退休。”
“不当官可真自在啊！”曾思玉和老婆一合计，就决定在大连安家了。之后，他们俩在大连一起过着快乐、舒心的晚年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