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明古今的大圣人孔子，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个百家思想喷涌、人心尚属彷徨阶段，孔子提倡的“以德为先、以礼治国”直击人性深处，获得了历代读书士人的一致好评。

果然，在孔子去世700年后，西汉的读书人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声嘶力竭地为孔子正名、为儒家思想正道归真。终于在当朝统治者汉武帝的首肯下，儒家思想终于取代诸子百家一跃独占鳌头，从而主导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

不过，正如众人持有的普遍感知一样：中华文化自古以来都存在一个大问题：没有动态、多重角度地看待问题，有的只是追求“安稳、平静”，自秦始皇以来的历代王朝统治者都一厢情愿地希望自己创立的王朝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自己的子孙能够安享太平、万世为君，其结果不过是被300年的轮回狠狠打脸。

孔子的儒学也是如此，对于孔子而言，他也是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以道德感化民众，以礼制来规范老百姓，中华民族就能一跃成为超脱动物界的“文明人”，中华民族也就能一跃成为万人敬仰的“礼仪之邦”。这种一味追求万物静止的观点显然违反了运动绝对性的哲学定律，除了给中华文明留下了“缺乏逻辑性”的坏名声以外，就是不断固化的等级制度。

也正是因为孔子的“静态思维”以及没有逻辑性的哲学理论，使得同为儒家，他的思想与孟子产生了矛盾之处，最典型的莫过于孔子的“教”与孟子的“良知”，二者存在显著的矛盾之处。

对于孔子而言，他总觉得除了他以外，老百姓就是一群不文明的大老粗，既没有道德怜悯心，也不具备礼义廉耻的“文明心”，说得直白一点，他总觉得未经过他的礼仪教化的老百姓就是一群“禽兽”，因此《说苑·修文》中有曰：“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

“深刻”领悟到这一点后，孔子便瞬间有了教化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于是孔子便开始了制定道德标准和礼仪规范，并以他认为的“德”的标准整理六经，“并用其作为儒家之本教民向德。今以《诗》教为例以明之……《诗》教的目的在于教民怀德，劝民向德。”（冯时著作《中国古代天文与人文》）。

当然这个“德”不是今天的品德、社会公德，而是孔子一厢情愿以为的“至德”——周文王之德。为何孔子会认为“文王之德”是最高层次的“至德”呢？在《三国演义》中司马昭曾经做了解释：“昔日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却仍侍奉殷朝，被后人称之为至德。”由此可见，孔子认为的最上乘的“德”不过是事主的忠心罢了。

最具华丽外衣的“德”在孔子眼中不过是充当君主的“舔狗”，那么他所言的“礼”也就没什么特别之处了，自然是教授如何事主的“礼仪规范”了。按此推理，孔子“教民怀德，劝民向德”也不过是教授老百姓服从君主的忠心，也无怪乎他会认为不经过他教化的老百姓就是一群“禽兽”，道理也很容易懂：人一出生只知道喊妈妈，谁会主动去认“主子”？

进一步总结便是：孔子认为忠君事主是最高级别的“德”，这不是老百姓天然懂得的道理，故而孔子才会高喊着我要教老百姓怎么做人？“教民怀德”，不经过我的教化，老百姓始终如婴儿一般无知，如禽兽一般无礼，他们都等着我的教化。

但是对于孟子而言，老百姓显然不是一无所知的婴儿，需要等着大圣人手把手去教，而是具有与生俱来的“良知”和“良能”：“人之所不能学而能者，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孟子认为：人不用学就能掌握的技能，是“良能”；不用思考就能知道的能力，是“良知”。

由此可见，在孟子眼中，老百姓不像孔子说得那样不堪：如同出生的婴儿一样无知，如同禽兽一般只知道吃喝拉撒，而是能自我学习、自我思考，从而引导自己去做、去行，核心关键是“他们自带良知了呀”。

事实上也正如孟子所言。中华民族自诞生以来，无不懂得对现有事物和规律进行总结，从而主导自己的行为举止，也无不懂得依据现有环境特点纠正、更改自己的价值观念、思想主张，达到与现实高度适应的目的，最典型的证据就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给世人以从众、恪守权威圣人言的深刻印象。这也就是中华文明明显对女性充满了歧视和不友好，但是女性不仅没有极力反抗、反而选择顺从的深层次原因。

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孔子所言的“教民怀德”，表态要将“我要教老百姓做人”进行到底，终究与同为儒家的孟子存在矛盾之处。孟子应该对孔子的主张持不认可的态度：他们自带良知了呀。孟子认为：只要营造一种“忠君事主”的大环境，依靠老百姓与生俱来的“良能”、“良知”，自然会不落俗套地“归顺朝廷”、“忠于圣人”，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即便孔子和孟子将“忠君事主”批了再多的“德”之外衣，也即便他们有再多的粉丝信徒，我对于他们泯灭个人思想、无脑取悦君王的等级主张终究是嗤之以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