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特殊职责人员如监护人、教师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信任关系实施性侵犯罪的，就应该杀之而后快！

根据红星新闻的报道，今年终于有两会代表提出了这个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方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弱，对于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信任关系实施性侵的犯罪，应当从重处罚，甚至顶格处罚。这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是说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愤怒。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我觉得一直是我们文明社会最大的痛点，对于这种如此恶心的事，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弱，很难像成年人那样做出及时反抗或报警，而且部分施害者利用信任关系，如教师、亲属、教练、辅导员等，导致未成年人更难察觉危险。我国现行《刑法》已将性侵未成年人作为从重处罚情节，但方燕代表建议进一步提升量刑标准，甚至“定格处罚”（即固定刑期、无减刑空间）。

虽然2021年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强化了学校、机构的监管责任，但在执行上仍需加大力度。作为家长，我们应尽早对孩子进行儿童防性侵教育，教会他们辨别异常接触、及时求助。也要鼓励孩子敢于发声，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受到伤害后可以寻求谁的帮助。方燕代表强调的那个，部分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和信任关系”。这个事儿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出现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在孩子的学校遇到那样的老师。我国对于教师资格的审查已经有一定门槛，但仍存在漏洞。真的建议建立跨校、跨地区共享的教师信用档案，避免问题教师“换个地方继续害人”。

还有个问题，如果教师出现问题，学校也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吗？我觉得一定是需要的，而且如果有一些学校甚至去包庇这些老师，那要涉及到更多刑事责任。受害学生可以起诉学校索赔，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里我们只是说了一个教师的东西，其实还有刚才提到教练，甚至我们的亲属，甚至有一些亲生的父母都会这么做。未成年人保护，不只是一个家庭的责任，不仅仅是法律的问题，更是全社会的责任。真的强力建议方言代表这个建议能够真的落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