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照片
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制作人、共产主义者、犀利的社会评论家，玛格丽特·杜拉斯 （Marguerite Duras） 40多年来一直令法国民众敬畏和疯狂。在越南度过贫穷的童年，参加法国抵抗运动，信奉共产主义，对法国执政党不满，有过两次婚姻和多个情人，因酗酒在1982年接受重症治疗，1988年因肺气肿并发症引起五个月的昏迷却奇迹般康复，杜拉斯似乎具有一股自然之力。
她的第48部作品《情人》于1984年出版，当时她70岁。这本小说在法国和整个欧洲甚至在美国都成为了畅销书。据法国出版商杰罗姆·林登说，《情人》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当代法国书籍之一。它赢得了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Prix Goncourt）。
《情人》以战前的越南为背景，杜拉斯在那里度过了她的童年。这是一部绝望而感性的小说，讲述了一个15岁的法国女孩和一个27岁的中国男人之间的恋情故事。这对恋人之间强烈的迷恋和残酷的权力阻挠与现代殖民主义的许多问题相呼应。尽管在之前，杜拉斯的作品已受到一群知识分子的热烈追捧，她1960年为《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 创作的电影剧本也已成为经典，但直到《情人》（The Lover）这本小说问世，她才名声大噪。杜拉斯公开表示，这本小说完全是她个人的自传——这一申明也使她成为了媒体明星。 77岁的她出版《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再次成为焦点，这本书被称为“令人惊叹的，恶魔般的”。杜拉斯说她的新书比《情人》更真实。 真理，在杜拉斯的宇宙中，是一个滑溜溜的实体。在《情人》之后，杜拉斯在《新观察家》中说，她生活的故事并不存在。生活的小说才是真实的，而不是生活的历史事实。“它在对时间的想象记忆中被赋予了生命。”
杜拉斯照片
《纽约时报》编辑莱斯利（Leslie Garis）对杜拉斯进行了专访，以下为专访内容。
考虑到她与真理的特殊关系，我在她位于巴黎的公寓里拜访了她，谈论了她的工作和她漫长的一生。那时她已经快完成《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在他们公寓黑暗、狭窄的走廊里，站着一个年老体弱的小个子女人和一个英俊的中年男人——玛格丽特·杜拉斯和陪伴了她11年的伴侣杨·安德里亚。她穿着格子裙和绿色长筒袜，他穿着皮裤，留着小胡子；他们都透露着一股奇思妙想、智慧和危险的气息。
杜拉斯和杨
我们走进一个布满灰尘的小房间，里面堆满了各种奇怪的东西：一个埃菲尔铁塔样式的破损了的烛台、一盒旧明信片、一条卷曲的红丝带，旁边放着一些小罐茶。房间中间有成堆的平装书和一张圆桌，杜拉斯坐在圆桌旁，上面放着一些空白纸和三支笔。她的头显得很大，肩膀狭窄。身高不足五英尺（约1.53米），戴着好几个戒指和手镯。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她说。她的声音粗犷、充满活力和坦率。“我正在写一本书，快要写完了。我要写一个没有任何文学性的《情人》故事。我发现《情人》的缺点在于它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性对我来说很容易，因为这是我的风格。但你可能不容易理解。
“就连我也很难理解，”杨微笑着说。
“没有《情人》风格的另一个版本的《情人》？但是还是同一个故事。”
“不完全是。它是另一本小说。一个小女孩和中国人之间的故事。”
“为什么还要把这个故事再写一次？”我问。
“因为有一位电影制作人，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制作人之一，他的名字是让·雅克·阿诺，他以《情人》为素材导演了一部电影。他讲了一个我不认同的故事，所以我说，“你现在回家吧，一切都结束了。我不想再和你一起合作了。”“我当时有点不友好。”
《情人》剧照
这部电影用英语制作，由两位不太有名的演员出演（注：当然这只是这位西方媒体人的评价，他不了解梁家辉在中国电影界的影响力）：一位英国女孩和一位来自香港的男士。我问杜拉斯是否也会看这部影片，她挥挥手表示不屑一顾。“我对这部电影不感兴趣，”她说。但是，她写作了她的新书，这或多或少地是对阿诺的一种挑战。
当杨玩弄着桌上那条缎带，在他的手指上缠绕的时候，她期待地看着我，于是我开始询问她小时候是否受过文学熏陶。她否认小时候受到过任何文学熏陶。
“我妈妈是个农民，”她直言不讳地说，“她不知道文学是干什么用的。”
“你年轻的时候知道自己是个作家吗？”
“我从不怀疑。我10岁就开始写作。写了一些非常糟糕的诗。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开始写的，写最难的形式。”
典型的杜拉斯小说形式极简，没有人物描写，对话很多，常常没有标明说话人，也没有引号。小说不是由叙事驱动，而是一种脱离的心理探索，其复杂性和矛盾的情感自带一种紧迫感。 我问她为什么在采访中说她对古典小说感到窒息，尤其是巴尔扎克的小说。
“巴尔扎克描述了一切，所有的一切。它详尽无遗，就好像是一个清单。他的书难以消化。没有给读者留任何空间。”
杨温和地说：“阅读巴尔扎克也是一种乐趣。这一点毋容置疑。”
“如果你在14岁阅读它那确实是这样，”杜拉大声驳斥道。“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我最早的文学养料。但我是我自己时间的一部分，你必须成为自己时间的一部分。一个人不能再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作。巴尔扎克永远不可能写出《劳儿·维·斯坦茵的迷醉》。”
玛格丽特·杜拉斯于1914年出生于西贡。她的父亲亨利·唐纳迪厄（Henri Donnadieu） 是当时法属中南半岛一所学校的数学教授。他于1918年去世，留下几乎一贫如洗的玛格丽特、两个兄弟和她的母亲。在1932年前往法国索邦大学之前，杜拉斯一直过着像亚洲孩子一样的生活，能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语。1924年，她的家人搬到了越南沙沥市，然后又搬到了湄公河上的一个名叫永隆的村庄。在永隆，一位新的法国总督和他的妻子从老挝来到了这里，她的妻子是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的苍白美女。传闻这位妻子在老挝有一位年轻的情人，在她走后自杀身亡了。这起自杀事件的消息对杜拉斯的想象力产生了灼热的影响，在杜拉斯看来，这个女人代表了一种黑暗的、神话般的女性力量。她是安妮·玛丽（之后再次出现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的原型。
“很多次我对自己说，”杜拉斯告诉评论家米歇尔·波特，“因为她，我才成为作家。”
永隆村庄发生的另一件事永远改变了杜拉斯。她的母亲是法国贫穷农民的女儿，为了在越南购买耕地，她存了20年的钱。最后她从法国殖民政府那里购买了一个农场，没想到没有贿赂官员的她会被骗。在孩子们的帮助下，她盖了一座平房，种了水稻。但是雨季一开始，海水就冲进了房子，淹没了田地，毁坏了庄稼。她的每一分积蓄都花光了。她与大海搏斗多年，建造被冲毁的堤坝，直到最后她的健康被击溃。玛格丽特本人在12岁时，有一种严重到可以被称为疯狂的情绪危机。在那之后，她的余生都被精神错乱所困扰，并坚信世界从根本上是不公正的。
她的童年也充满了狂野的自由。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她在热带雨林中玩耍，打猎鸟类和其他小动物，在她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她还会把猎物带回家吃。在1974年的一次长篇采访中，杜拉斯说：“我有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记忆......我们赤脚走在森林里的夜晚，赤脚走在到处都是蛇的地方！......那时候我12岁，我没有感到害怕，然后，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对自己说，“但我们是怎么活着出去的？”我们会去看猴子，还有黑豹。我看到一只黑豹在离我一百米的地方飞奔而过，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凶猛的了。”
想到那只黑豹，我问她：“你的书中似乎总有一种潜在的恐慌。那是来自你的童年吗？”
“谁说得清呢？这种恐慌确实存在。有人说，这是地方病。”
在又一次长时间的沉默中，我凝视着桌子上的一幅奇怪的画面。一面干花从顶部垂下来的镜子靠在墙上。镜子里是她第一部独立执导的电影《摧毁她说的话》的海报。靠这面镜子的是另一面较小的镜子。
杨给我们端来了红石榴汁。我记得一名法国朋友告诉我，他们是恋人，尽管他是一个同性恋。
“你觉得大多数人都会有持续的恐惧吗？”
“只有傻子才没有恐惧。”
恐惧、绝望、疏远是深深印刻在她童年里的主题；后来杜拉斯对激情的犯罪着迷。在1958年的小说《琴声如诉》（Moderato Cantabile）中——杜拉斯的第一个重要的作品——发生了一桩罪行：躺在他刚刚杀死的女人身上，一个男人抽泣着说：“亲爱的，我的亲爱的。”两个目击者，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后来一起喝酒，并在重复和咒骂的对话中重建了一种强烈的激情，激情高潮发生了谋杀。这种se情和死亡的混合贯穿她的作品，就像一条河流，为它所经过的一切提供食物。当然，其来源之一是法国总督的妻子，但更强大的来源是她家庭圈子内的野蛮冲突。
杜拉斯热烈地爱着保罗，她的两个哥哥（现在都已经死了）中较小的一个。保罗有点弱智，非常害怕哥哥皮埃尔，因为皮埃尔经常折磨和殴打保罗。《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揭露的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杜拉斯与保罗发生了关系。在书中，当他们都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爬到她的床上，激起了皮埃尔的可怕愤怒。这种亲密最终导致畸形的关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她如此恨皮埃尔，以至于她想杀了他。
“你妈妈对你怎么样？”
“她对我很严厉。她不爱我们，我的小哥和我。我一生中从未体会过她的爱，我妈妈偏爱我大哥。她为我感到骄傲，因为我在学校里表现优秀。我的小哥有点不正常，这就是我大哥迫害他的原因。至于我，我痛苦得发疯，因为我最爱我的小哥。我想在他死的时候自杀。”
为爱而自我毁灭是杜拉斯式人物的一种痴迷。“你毁了我，你对我太好了。”《广岛之恋》中的女人对她的爱人重复道。我问她为什么性和死亡对她来说总是交织在一起。“很难表达。说起来会觉得se情。”她深吸一口气。“我有一个爱人，我经常和他一起喝很多酒。”她顿了顿，直直地盯着我。她面无表情，漆黑的眸子绝对静止。“我熟悉那种感觉，渴望被杀的感觉。我知道它存在。”
在1987年出版的散文集《实践》中，杜拉斯写到了一起暴力事件。“我们在河边找了一个房间。我们又做……了。我们不能再互相说话了。我们喝了酒。他打了我……冷血。我们现在不能毫无恐惧地靠近彼此颤抖着……我们都面临着同样奇怪的愿望。”正是在那次经历之后，她写下了《琴声如诉》（Moderato Cantabile）。
杜拉斯对se情的态度是反常的，还是特别法国式的？纽约大学比较文学副教授珍妮弗告诉我，英国人可能会写火炉前的闲聊，但法国人则完全不同。“杜拉斯的写作总是处于极端状态，这非常法国，”她说。“我认为她继承了爱情的传统，疯狂的爱情。这是一种凄凉的世界观，与抒情文本相反。它提出了一个悲惨的结局，因为欲望无法持续。它要么转向陷入痴迷，从而最终摧毁它的对象，否则它会看到自己被历史残酷的偶然事件或死亡所压垮。”
杜拉斯这个名字经常与“新小说”（Nouveau Roman）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诞生于1950年代的运动。新小说认为古典小说不适合用于表达战后混乱、道德上模棱两可的世界。尽管杜拉斯与该运动的许多风格特征一样——时间的自由流动和沉默的使用——但她对文学原则最不痴迷，最受她自己独特的感性启发。耶鲁大学特里普人文学科教授彼得·布鲁克斯评论说，当这场运动开始时，其他新小说作家比杜拉斯受到更多关注，因为“他们更具技术色彩，更具理论知识，与传统小说的决裂更彻底和明显。但是杜拉斯却是那批人中影响力最持久的。”
杜拉斯看着杨，他握住了她的手。
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一直拖着脚走来走去，进进出出房间，一只手放在臀部，把头发向后一甩，在一些情景下，这种动作一定是具有调情性的。
我问他们喜欢如何度过他们的时间。
“我们生活中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一起坐在车里，”她说，“去小酒馆、咖啡馆，用我们看到的东西编故事。”
“你会问很多问题吗？”
“一直问。人们喜欢和我们交谈。我每天都坐着车出去。”然后她补充道：“我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即使如此，你也可以很清楚地听到我的声音。我昏迷了五个月。”
1988年10月，杜拉斯陷入昏迷，然后又奇迹般地完好无损地醒来。她做了气管切开术，戴着一条中间有一个银色纽扣的金属项链。有时她会调整它，这似乎改变了她声音的力量。杜拉斯经历过的最艰难的事是1982年她从酒精中解脱出来。“我喝酒是因为我是个酒鬼。我是一个真正的酒鬼——就像我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我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所以我是一个真正的酒鬼。我入睡前要喝红酒。然后晚上喝白兰地。每小时一杯酒，早上喝咖啡后喝白兰地，然后我再写作。回想起来，令人惊讶的是我是如何写作的。”她戴着珠宝的小手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一只手放在白纸上。突然，她拿起桌上的钢笔开始在纸上写了起来，“我想到了一些东西，”她抬起头，“感性建立在智慧之上，它们是紧密相连的。天真也是。”她又放下了笔，我如实地记录着这些话，却不是很明白。
“他说他很孤独，非常孤独，因为他对她的这种爱。她说她也很孤独。她没有说为什么。他说，你和我一起来到这里，就像你可能和任何人一起去任何地方一样。她说不清楚，到目前为止她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进过卧室。她告诉他她不想让他说话，她想让他像往常一样对待他带到他公寓的女人对待她。她求他这样做。” ——情人 （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