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故事，像一首绵长而温暖的叙事诗。

他们的缘分始于无锡，这座江南小城孕育了两位文坛巨匠。

1910年11月21日，钱家迎来了一个聪慧过人的男孩；次年7月17日，杨家诞生了一位灵秀温婉的女孩。

虽然两家同处无锡，但命运的安排让他们在二十年后才真正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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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初春的清华园，垂柳新绿，暗香浮动。

21岁的杨绛抱着书本匆匆走过古月堂，迎面遇见了一位戴着圆框眼镜的年轻人。

他穿着朴素的青布长衫，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杨小姐好，我是钱钟书。"

杨绛这才知道，眼前这个斯文的男生就是清华有名的才子。

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两人站在廊下聊了起来。

他们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理想，从西方文学聊到古典名著，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题。

他镜片后的眼睛像蓄着星子，开口便说："外界传言我已订婚......其实都是假的。"

话音未落，姑娘已经笑弯了眼睛："真巧，他们都说费孝通是我男友。"

三月的风掠过他们发梢，吹散了所有误会，却吹不散彼此眼中乍现的光亮。

从那以后，清华园里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有时在图书馆相对而坐，各自沉浸在书海中；有时在湖畔漫步，讨论着刚读完的作品。

钱钟书会给杨绛写长长的信，用他那一手漂亮的楷书，字里行间都是真挚的情意。

杨绛则会在回信中夹一片校园里新开的花瓣，让信纸也染上春天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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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夏天，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婚礼在苏州杨家举行，虽然天气炎热，但挡不住新人的喜悦。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充实，他们一起读书、写作、讨论文学。

钱钟书常说："季康最懂我。"

杨绛则说："钟书的文字，我读得最明白。"

1935年秋天，他们远赴英伦求学。

在牛津的日子里，生活简单而美好。

乘船赴英时，钱钟书笨拙地帮她系紧救生带；

牛津图书馆里，他们头碰头共读一本诗集；

无数个清晨里，向来不谙厨事的丈夫，竟端来烤面包与红茶，床榻支起的小桌在阳光下泛着温柔的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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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战争年代的上海，煤气灯下总映着两个伏案的剪影。

杨绛写完《称心如意》时，钱钟书正酝酿着《围城》。

为支持丈夫创作，这位昔日的富家小姐学会了生火做饭。

煤烟熏红眼睛时，她会想起丈夫偷偷藏起的文稿——那日日本人突然搜查，他第一反应是用身体挡住书桌。

在沦陷区的阴霾里，他们像两株并肩的树，根系在地下紧紧缠绕。

每当夜深人静，书房的灯光总是亮着，一个伏案疾书，一个安静阅读。

有时他们会放下书本，泡一壶清茶，聊聊当天的见闻，或是讨论正在创作的作品。

1947年，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更多欢笑。

钱钟书看着襁褓中的女儿，欣喜地说："这是我的杰作。"

杨绛则笑着说："是我们共同的杰作。"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常常一起去公园散步，或是在家中共读一本好书。

三里河的家终于安定下来时，女儿钱瑗已出落成温婉知性的大学教师，周末总会带回新鲜的百合。

饭馆里，父女俩热衷于观察人生百态：

钱钟书说靠窗那对是新婚夫妇，因为丈夫总把好菜往妻子碗里夹；钱瑗则认为角落里的几位是在相亲，证据是中间人不断调节气氛的尴尬笑容。

杨绛笑着看他们争论，手中的茶杯蒸腾着袅袅热气。

那些寻常日子里的细碎欢笑，后来都变成《我们仨》里最晶莹的泪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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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的病房，消毒水的气味挥之不去。

九十岁的杨绛同时照顾着两个病人：

给丈夫的鼻饲管里注入精心熬制的鱼汤，每一根刺都挑得干干净净；

为女儿擦拭额头的冷汗，就像当年为发烧的小阿圆敷冰毛巾。

当钱钟书的手渐渐冰凉，她俯在耳边说的那句"有我呢"。

与六十五年前初遇时的会心一笑一样，都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

1998年冬天，钱钟书安详离世。

杨绛在整理丈夫遗物时，发现他珍藏的每一封她写的信，每一张全家福，都被细心保存。

2016年春天，杨绛也走完了她105年的人生旅程。

临终前，她看着墙上的全家福，轻声说："我们终于可以团聚了。"

这对文坛伉俪用他们平凡而真挚的爱情告诉我们：

最美好的婚姻，是灵魂的相知相守，是精神的琴瑟和鸣。

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却因那份细水长流的相守而动人至深。

正如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的：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唯有真挚的感情，能穿越时空，永远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