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2月8日的清晨，南国广州尚带着一丝凉意。

海珠区墩和路光学仪器厂食堂外，几个习惯早起的市民准备去喝早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饭堂横门旁的排水沟里，赫然躺着一具仰卧的女尸。

死者上身穿着一件黑底绿纹的毛衣，下身则完全赤裸，颈部有明显的钝器造成的挫伤痕迹，身体其他部位也有被锐器伤害的迹象。

接到报警后，时任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法医科科长的李碧华迅速赶到现场。

她蹲在冰冷的尸体旁，小心翼翼地用镊子拨开死者凌乱的头发，一个细微但关键的线索映入眼帘：死者耳后的皮肤上，残留着清晰的车胎压痕。

这不起眼的痕迹，成为了广州警方与日后被称为“雨夜屠夫”的罗树标之间，第一次无声的较量。

在九十年代初广州快速扩张的城乡图景中，罗树标以一个极其不起眼的形象融入其中。

他驾驶着一辆承担生计重任的蓝色0.6吨小货车，频繁穿梭于当时相对边缘的新滘镇一带，承接各种零散的运输业务。

对于周遭的人来说，他只是一个典型的、为了生活而奔波的个体运输户，“罗师傅”这个称呼，既是职业的标签，也似乎概括了他全部的社会身份。

他黝黑的肤色、大约一米六三的瘦小身材，以及常年穿着的那身略显陈旧的工装，都强化了这种普通乃至有些卑微的印象。

秘密往往潜藏在最日常的细节之中。那辆承载着装修工具和建材、看似普通的小货车，其驾驶室内部，却悄然放置着一些与运输工作毫不相干、甚至带有不祥意味的物品。

细心观察便会发现，除了司机必备的工具，那里还常备着粗粝的绳索、容量可观的麻袋，以及一件形状怪异、由他亲手制作的铁钩——这些物品的存在，与一个单纯依靠体力换取微薄收入的“罗师傅”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他会长时间地坐在驾驶室内，将全部注意力投向车窗外录像厅屏幕上闪烁的影像。他所专注观看的，是那些充斥着极端暴力、血腥场面和扭曲情节的香港“cult片”。

在只有屏幕光影和车内黑暗交织的空间里，他沉浸在这些视觉刺激中，据说有时会借助裤袋里的手电筒，微弱的光线偶尔会捕捉到他拉链部位的动作，伴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兴奋与病态满足感的扭曲情绪。

罗树标最终演变成一个冷血无情的连环杀手，追溯其犯罪史的源头，可以发现早在1983年，他就已经因为触犯法律而被判处刑罚。

彼时的罪行与日后的残暴杀戮相比，显得相对“单纯”，主要表现为一种对特定物品的病态迷恋。他因盗窃罪入狱，而盗窃的目标非常明确且特殊——女性的内衣。

这次判刑，将他送进了位于广州黄埔区的茅岗监狱，开始了他为期五年的铁窗生涯。

监狱本应是改造思想、重塑行为的场所，但对于罗树标而言，这五年的时间似乎并未起到应有的惩戒和教育作用。

相反，在这个相对封闭和压抑的环境中，他非但没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悔改，反而似乎将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视为“磨练”某些特殊“技能”的机会。

他在狱中表现出一种异于常人的“专注”和“技巧”。

例如，他能够利用监狱中随处可见、看似毫无杀伤力的清洁工具，如扫帚柄，通过某种不为人知的撬锁手法，成功打开那些通常认为足够安全的、上了锁的储物柜。

而他如此费尽心机所要获取的，依然是他病态迷恋的对象——他会精准地找到并偷走女狱警晾晒的胸罩。

在一次监狱管教干部对其床铺进行的例行搜查中，得到了令人震惊的印证。

搜查人员在他床铺的砖块缝隙这一隐蔽角落里，发现了一批被精心收藏起来的“战利品”：多达23条颜色各异、款式不同的女性内裤。

这些内裤被整齐地塞在砖缝中，而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几乎每一件内裤上，都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标注着一个日期。

1990年的春天，在广州的某些角落，阴冷的罪恶正在悄然滋生。

就在时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熊新华亲临海珠区墩和路抛尸现场，指挥部署对第一起案件进行紧张勘查和调查的同时，远在城市的另一端，天河区一个不起眼的出租屋阁楼里，罗树标正在进行着一项与外界追凶行动形成诡异呼应的秘密操作。

他当时正小心翼翼地将化学防腐剂——福尔马林溶液，缓缓倒入一个普通的玻璃罐头瓶中。

这个瓶子即将浸泡和保存的，是罗树标在前一夜或稍早前实施的凶杀行为中所获取的“纪念品”。

他使用一把在装修工作中极为常见的美工刀，从他所杀害的女性受害者身上，切割乳房。

这些被切割下来的组织，随后被他放入玻璃罐中，用福尔马林进行固定和长期保存。

他将这些装有人体组织的玻璃罐头瓶称为“标本”，将它们整齐地排列、陈放在一个他自己搭建的简陋木质架子上。

这个阴森的“收藏架”，成为了他罪行的实体见证。更为怪异的是，在这个摆放着人体“标本”的木架旁边，还赫然放置着一本名为《人体解剖图谱》的书籍。

根据罗树标后来的说法，这本书是他声称于1987年从某个劳改场所带出来的。

这本专业的解剖学图谱与那些盛放着真实人体组织的“标本”瓶并排陈列，共同构成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充满死亡气息的场景组合。

就在这个充斥着死亡与分解气息的角落附近，还随意地放着他年幼女儿的美术作业本。

作业本上，用稚嫩而清晰的笔迹写着一行字——“我的爸爸是司机”。

这句充满童真和家庭温情的简单话语，与咫尺之遥的、由父亲亲手制造的恐怖“标本”形成了极度扭曲的对照。

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广州警方已经根据早期案件（如1990年墩和路案）现场发现的关键线索——独特的车胎压痕，撒开了针对嫌疑车辆的调查大网，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排查工作，但隐藏在“罗师傅”这一普通身份之下的罗树标，反而呈现出一种变本加厉、愈发残忍和大胆的升级趋势。

这种升级的残暴性，在1991年2月27日发生的一起案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是日，罗树标选择在广州市天河区岑村附近一处相对偏僻的竹林里，抛弃了又一名女性受害者的遗体。

与之前的案件相比，这次他特意动用了自己制作的那把形状怪异的铁钩，对死者的遗体进行了破坏，并且刻意剜走了部分的乳房。

罗树标的狡猾、冷静和高度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他后来的犯罪过程中，尤其是在一次与执法人员的近距离“遭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时间来到1992年的夏天，彼时他再次作案后，需要处理和转移受害者的遗体。

他将已经失去生命的女性用粗糙的麻袋紧紧包裹起来，然后费力地塞进一个足以容纳成人身体的大号行李箱中，意图利用他的那辆蓝色小货车将这可怕的“货物”运到他选定的抛弃地点。

就在他驾车行驶的途中，意外发生了。

由于车辆装载了沉重的“行李”，可能导致了行驶状态异常或超出了额定载重，引起了路面上正在执勤的交通警察的注意，并被示意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面对警察，车厢里就藏着一具尸体的罗树标他没有显露出任何慌乱或恐惧，而是从容地摇下车窗，脸上甚至可能还堆砌出一种符合他“老实巴交”的“罗师傅”身份的、近乎谄媚的笑容。

他熟练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看起来有些褶皱的营运证件递给交警，并主动用一种轻松平常的语气编造了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理由，根据资料所述，他当时声称自己是赶着去给某个客户运送一批装修用的瓷砖，以此来解释车上装载重物的状况。

最终，在没有发现明显疑点，或者说未能识破罗树标伪装的情况下，交警挥手示意放行。

罗树标就这样驾驶着载有尸体的货车，在与法律擦肩而过的惊险瞬间后，再次消失在车流之中。

没有人注意到，就在交警转身离开、车辆重新启动的片刻，有丝丝缕缕暗红色的血水，正不易察觉地从那个紧闭的行李箱缝隙中渗出。

罗树标最终落网后，警方在他租住的阁楼里进行了搜查，发现了多达47个装有人体组织的标本瓶。

每一个瓶子上，都用医用胶布仔细地贴着标签，标注着日期和大致地点，例如“91.3.21三元里”、“92.8.7洛溪”等等。

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凶手，其心理扭曲程度远超常人。

他甚至会在抛尸之后，像没事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回到案发现场，混在围观的人群中，饶有兴致地听着法医分析案情和死因，从中获取一种变态的满足感。

根据资料记述，罗树标享受犯罪过程中的强制感，认为这满足了他的征服欲。

他会刻意在受害者体内留下自己的痕迹，并对受害者身体进行侮辱性的行为，他甚至将其比作“狗会在自己的地盘撒尿，以示主权”。

起初，他或许并未想到要切割并保留受害者的器官。但随着犯罪次数的增加，他似乎逐渐“掌握了精髓”，变得越来越大胆妄为。

香港的“雨夜屠夫”林过云是他的“偶像”，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犯罪模式，特别是保留受害者身体部分作为“纪念品”的行为。

他之所以要切割并收藏女性的器官，按照他自己的逻辑，是因为“只有这才能证明我对她们做过什么”。

看着这些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战利品”，他会感到一种由衷的“欣喜”，并且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

他的妻子实际上是知晓罗树标部分或全部卑劣行径的。

但是，罗树标对她实行了严格的精神和行为控制，任何一点反常的举动都会引来他的盘问和猜忌。

他甚至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威胁她：“如果你告密，你就是背叛我，背叛这个家庭，我会不择手段地报复你和你的家人。”

在长期的恐惧和高压下，他的妻子选择了沉默。

根据资料记述，在长达约五年的时间里，罗树标先后杀害了17名女性。

随着罪证的不断积累和警方的深入调查，这位隐藏在都市阴影中的恶魔最终没能逃脱法网，被彻底抓获。

参考资料：[1]陈磊.一起奸杀案的若干“真相”[J].农村农业农民（下半月）,2007,0(2):2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