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1月底，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紧接着，从2月开始，中共中央着手准备迁入北平的各项事宜。2月8日，中央军委铁道部的首任部长滕代远带领先遣团队，乘车从石家庄出发前往北平。在途中，他们对铁路状况进行了详细勘察。
石家庄至高碑店之间的铁路线已彻底损毁。不过，高碑店至北平的铁路仍然完好无损。为了尽快恢复平津地区的铁路运输，中央军委铁道部特别设立了平津铁路管理局，由郭洪涛和刘建章分别担任局长和副局长。
二
1949年3月，中央社会部的李克农和军委铁道部的滕代远紧急召见了郭洪涛，布置了一项重要任务：确保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的铁路运输安全顺利。他们强调，中央领导将乘火车抵达北平，铁路部门必须确保全程畅通无阻，不能出现任何纰漏。郭洪涛听后倍感振奋，认为这是对平津铁路局的极大信任，决心全力以赴完成这项光荣任务。随后，郭洪涛与副局长刘建章、刘英才等人详细研究了列车运行的各个环节，包括机组选配、调度指挥、列车编组以及各站的值班安排。由于战争影响，北平以南的铁路仅通至高碑店，因此他们决定从高碑店到清华园的每个车站都安排两名可靠人员负责具体落实。专列由三趟列车组成：首趟负责开路压道，中央领导乘坐中间的列车，最后一趟则载有警卫人员。为确保安全，他们还决定锁住沿途车站两端的道岔，禁止搬动。这一方案经李克农向中央汇报后获得批准。此外，对专列司机及机务组成员的选拔极为严格，不仅要求政治可靠，还要求技术娴熟，确保万无一失。
三
3月20日晚，第四野战军第42军军长万毅接到参谋长刘亚楼的电话，通知他次日早上8点前往北京饭店304房间接受任务。21日，万毅准时抵达。罗荣桓政委向他布置任务：“你们军之前提出‘打下北平城，迎接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到北平’的口号，现在这个目标即将实现。前委昨晚经过讨论，决定将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交给你。党中央和毛主席已正式决定从平山迁至北平，你们的职责是负责迎接工作。这项任务关系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期望，必须确保圆满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等领导将在你们军部暂住一晚，军部夜间由参谋和干事站岗，部、处长负责巡逻。务必做到绝对保密和安全，暂停与此事相关的电话和电报通讯，联络方式改为车辆和骑兵。明白了吗？”万毅坚定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四
作为数字，象征着稳定与平衡。在多个文化中，它代表基础与秩序。例如，在东方哲学里，四象指代宇宙的基本元素：地、水、火、风。这些元素构成了自然界的基本框架，体现了万物间的和谐与对立。在西方，四则常与四季、四方等概念相联系，进一步强调了其作为自然规律象征的意义。此外，在建筑学中，四角形的结构因其稳定性而被广泛应用，从古代的金字塔到现代的摩天大楼，都体现了这一设计理念。总之，四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在多个领域中都承载着深远的文化和实用价值。
车队沿着尘土飞扬的土路前行，警卫车扬起的灰尘让后面的车辆难以幸免。为了避开灰尘，毛泽东戴上眼镜和口罩，还穿上了雨衣。车队经过灵寿、行唐、曲阳，最终进入唐县境内。天色渐暗，有人报告距离淑闾村宿营地只有20公里了。毛泽东对司机周西林说：“稍微加快点速度，别让淑闾村的同志们等太久。”淑闾村位于唐县城北8里，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兵站，早已安排好接待工作。当晚，毛泽东没有休息，前半夜与村干部交谈，后半夜则用门板当桌子，坐在小凳子上写文章，直到天亮。
五
作为一个数字，在数学中占据着基础而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是自然数序列中的一员，还在各类计算和公式中频繁出现。在文化层面，五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常、五行等概念都与五紧密相关。此外，五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如五个手指、五角星等。无论是从数学还是文化的角度，五都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1949年3月23日，中央军委铁道部政治处向长辛店地区工委下达了紧急命令，要求李世杰率领一支机务小组前往铁道部报到，承担一项高度机密的任务。该小组成员必须在政治上完全可信，且司机和司炉的技术水平必须极为精湛。
李世杰是长辛店铁路机务段的司机，194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秘密工作，当时在长辛店铁路工委负责党务，同时担任机关党支部书记。接到任务后，长辛店铁路工委书记伊敏与李世杰仔细商议，最终选定司机史洪太和司炉杨光震，与李世杰一起组成机务组。3月24日，机务组前往铁道部报到，随后从前门火车站乘火车抵达丰台车站，并在机务段乘务员宿舍等待进一步指示。
六
1949年3月23日早晨，涿县县委书记王成俊紧急召集县委和武装部的党员开会，布置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武装部被要求确保涿县境内铁路的安全。会上强调，任务内容必须严格保密，任何人不得随意打听。武装部干事李殿和意识到任务非同小可，决心全力完成。
涞涿县武装部的同事们为纪念顺利完成毛主席进京期间的安保任务，拍摄了合影留念。照片中，最左边的人是李殿和。
七
是一个在文化和数学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数字。在许多文化中，七被视为幸运数字，象征着完整和完美。例如，在基督教中，上帝用七天创造世界；在伊斯兰教中，天有七重；在佛教中，佛陀出生后走了七步。数学上，七是第四个质数，具有独特的性质，如七边形的对称性和七音阶的和谐。此外，七还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一周有七天、彩虹有七种颜色等。七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使其成为一个跨文化、跨学科的重要符号。
3月24日早上，中共中央的车队离开淑闾村后一路向北。在距离保定还有十几公里的地方，车队停下，众人下车整理仪容，掸去身上的灰尘，洗了把脸，随后在路边稍作休息。在休息的间隙，毛泽东与警卫员聊起往事，他说道："二十年前我去过保定，还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现在也不知道保定变成什么样了。"
八
3月24日上午，涿县武装部长杨永润向李殿和等人布置了接下来两天的安保工作。首先，要求严格管控城外周边村庄的敌特和可疑人员，明确责任到人，各村具体执行。其次，从24日下午两点起，以涿县火车站为中心，向南延伸100根电线杆，向北至永乐火车站北端，铁路两侧每根电线杆由三名政治可靠的民兵负责值守，背对铁路，面朝外，禁止任何人或动物接近铁路。李殿和则与杨永润部长一同负责巡查工作。
九
作为一个数字，在中文文化中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计数符号，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被视为最大的阳数，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古代帝王常以“九五之尊”来形容自己的统治地位，显示出九在权力象征中的重要性。此外，九还与“久”谐音，寓意长久、永恒，因此在各种庆典和仪式中，九常常被用来表达美好的祝愿和期望。在道教和佛教中，九也占有重要地位，被视为修行和觉悟的象征。总之，九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24日下午三点半，中共中央的车队从保定出发，一路向北经过徐水和定兴，最后到达高碑店的老街。这条老街在清朝时期是连接北京和开封的重要驿道。毛泽东一行在高碑店火车站与从北平赶来的叶剑英和滕代远会面，听取了关于中央进入北平的具体安排。周恩来亲自查看了火车站的设施，并确认了专列的准备工作。（孟昭庚 《毛泽东进京“赶考”记》，《福建党史月刊》2019年03期）
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涿县停留并最终从高碑店火车站启程，这一事实已有明确记录。然而，为什么他们选择在涿县住宿却从高碑店火车站出发，而不是直接在涿县火车站上车？这一决策的背后原因至今未有确凿证据揭示，但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推测。首先，涿县作为县城，其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能够满足党中央及随行人员的住宿需求。此外，涿县是42军的驻地，这为加强安全防护提供了便利，确保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相比之下，高碑店仅是一个小镇，各方面条件均不如涿县，这是选择在涿县住宿的主要原因。然而，高碑店火车站的规模和设施却优于涿县火车站。历史资料显示，截至1922年，京汉铁路沿线共有16个中国共产党基层工会组织，其中高碑店火车站是其中之一。同年9月10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在高碑店火车站设立了分工会，而涿县火车站并未有此记录。这一事实表明，高碑店火车站的铁路职工数量超过百人，其规模和等级均高于涿县火车站。此外，高碑店火车站的轨道数量、站台设施和调车场等条件也更适合专列的停靠、调头及人员上下车。因此，选择高碑店火车站作为党中央和毛泽东专列的换乘点，是基于其优越的铁路设施和规模考虑。
据高碑店一位长期研究党史的老同志透露，当时选择在涿县中转，从高碑店火车站换乘火车，主要是因为涿县刚解放不久，社会局势复杂，敌特活动频繁。出于安全考虑，中央采取了隐蔽的策略。这一点在周恩来给叶剑英的电报中也有所体现，电报中只要求叶剑英和滕代远准备好专列，但并未明确表示一定会乘坐火车，这样即使电报被敌方截获，也无法确定具体的行程安排。随后，在24日下午，叶剑英和滕代远亲自乘火车从北平前往高碑店火车站，沿途检查了铁路和车辆状况。他们特意在高碑店火车站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实际上也是为了给周恩来提供一个实地考察的机会，以便最终决定是否换乘火车。
考虑到当天下午需参加阅兵式并与各界代表会晤，同时要确保中央领导有充足休息时间，周恩来决定在25日破晓时分启程，乘坐汽车赶往高碑店火车站。
十
3月24日晚上10点，李世杰和同事们接到任务后立即动身。他们赶往丰台机务段的调度室，仔细记录了各个区段的铁路状况，包括限速区域的起止点和具体限速要求。到达后，机务组首先对他们即将操作的机车进行了全面检查。他们注意到机车经过翻新，前后探照灯和底部照明灯都异常明亮。随后，司机和司炉共同对机车的行驶和制动系统进行了细致检查，确保一切运行正常。此外，司炉还检查了注水器，确认其功能完好。
3月25日天还没亮，郭洪涛就坐着火车到了高碑店站，心情特别激动。没过多久，中央领导的车也到了车站。郭洪涛记得，毛主席看起来还是像在延安时那样，既自信又从容。毛主席也注意到了他，笑着朝他挥手。郭洪涛赶紧上前，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毛主席看到他戴着一顶水獭皮帽，穿着皮毛大衣（这是在东北工作时穿的），就开玩笑说：“你这个‘土包子’现在变成‘洋包子’了。”在场的人都笑了。周恩来询问了列车的安排情况，听完郭洪涛的详细汇报后，他点头表示满意，并说：“中央感谢你们。”
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乘坐的专列共有八节车厢，其中两节为软卧车厢。每位领导都分配到了独立的包间。安排妥当后，中央警备团团长刘辉山立即部署警卫工作，安排战士在车窗、车门及过道等关键位置站岗。由于专列上缺乏可靠的厨师，临时由平津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刘建章带来的一名炊事员随行。然而，这位厨师只会制作拉面，郭洪涛于是安排人采购了一些罐头食品。这一方案经过李克农向中央请示并获得批准后实施。
3月25日凌晨2时30分，周恩来下达出发指令。随着汽笛长鸣，中共中央专列从高碑店站启程。郭洪涛在首列车厢内全程保持高度警惕，密切观察前方动态。李世杰负责的第二列专列紧随其后，与前车保持适当间距，向北方平稳行驶。第三列专列随后跟进。全线信号灯显示通行，列车全速前进。
后方传来领导的紧急通知，催促加快行进节奏。收到指示后，驾驶员李世杰立即采取行动，他迅速调整操作杆，加大油门，火车随即提速，气势磅礴地向前疾驰。
列车沿着长辛店站北侧弯道向卢沟桥方向行驶时，突然前方出现一盏快速下压的红灯——这是紧急停车的警示信号！车厢内气氛瞬间紧绷，司机立即采取制动措施，迅速降低车速。就在列车尚未完全停稳之际，李世杰急切地询问："出了什么情况？"发出信号的桥梁值守人员解释道："我感觉你们速度有点过快......""车速偏高，你只需要示黄灯提醒就够了，直接亮红灯太过了，这简直是乱来！"这次专列行驶过程中的小插曲虽然令人紧张，但最终有惊无险。
詹天佑亲笔题写站名的清华园火车站，成为毛泽东进入北平的首个落脚点。这座车站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伟人征程的起点。
25日清晨6点，专列准时抵达清华园车站，天色微亮。列车停稳后，机车与车厢分离，准备返回丰台。当机车经过站台时，李世杰注意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李世杰特意放慢车速，想多看几眼，但哨兵催促他们迅速离开，他只好加速驶离。出于安全考虑，列车分为三组：第一组乘客在西直门站下车，转乘卡车前往香山；第二组直达清华园车站；第三组则开往前门火车站。毛泽东率先从火车上下来，一行人未在车站停留，直接换乘汽车前往颐和园。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抵达北平，标志着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