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选择在中南海西花厅作为办公和居住地。这个地方逐渐成为周总理的象征，人们亲切地称他为"西花厅的主人"。西花厅不仅是周总理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场所，也见证了他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点点滴滴。这个地方承载了周总理许多重要决策和外交活动，成为了他政治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花厅与周总理的形象紧密相连，成为人们缅怀这位伟大领导人的重要场所。

从1974年6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为止，他始终没有重返西花厅。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缘由。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周总理的行程和活动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改变引发了外界的诸多猜测和疑问。尽管具体原因未有明确记载，但这段时期他的缺席无疑成为了历史中的一个谜团。探讨这一现象，不仅有助于理解周总理晚年的生活状态，也为研究那段特殊历史时期提供了重要线索。

1972年5月，医生在周恩来的尿检中发现了癌细胞，并强烈建议他尽快进行手术。然而，由于周恩来肩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无法抽出时间接受手术治疗，因此只能选择采取保守的医疗措施来控制病情。

1974年，周恩来总理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在周围人的多次劝说下，他终于同意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6月1日，周恩来总理从西花厅搬出，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

周总理似乎意识到此次出行可能无法再返回，在出发前，他特意在西花厅内巡视了一番，仔细端详了每一件物品，才依依惜别。

他离开后，便音讯全无，从此消失无踪。

在一年半的病程中，周恩来总理先后接受了14次外科手术。这些治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癌细胞的扩散，但也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频繁的手术让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最终导致身体机能大幅衰退。

即便在住院治疗期间，周恩来总理依然坚持处理公务。除了接受手术的时段，他的工作节奏几乎与平日无异，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即使在病床上，他也没有停止对各项事务的统筹安排，充分展现了一位国家领导人的责任与担当。

根据高振普的记录，在587天内，周恩来总理的工作安排极其紧凑。他主持了40场会议，进行了254次会谈，接待了65批外宾，此外还处理了大量文件批阅工作。这些数据充分展现了周总理在此期间繁忙的公务状态和极高的工作强度。

高振普回忆道，他们原本期待周总理住院后能稍作休整，但出乎意料的是，总理将病房变成了工作场所，日常事务依然繁重，丝毫没有减少。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医院病逝，未能重返他心爱的西花厅。

朱老总在建国后一直居住在中南海的永福堂，然而自1969年起，他搬离了中南海，之后再也没有返回那里居住。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因珍宝岛问题发生严重冲突，双方关系迅速恶化。苏联方面甚至扬言要对中国实施精准的核攻击，局势一度剑拔弩张。

出于安全考虑，中央决定将部分高层领导转移到外地。朱德、董必武和张云逸等领导人被安排前往广东。

朱德同志那时已经83岁了，健康状况也不理想，中央决定让他住进疗养院休养，并且规定未经许可不得离开疗养院。

1970年7月，随着北京局势的缓和，朱德回到了首都。不过，他并未重返中南海，而是选择在西郊万寿路的新六所安顿下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南海的房屋因年久失修已不适宜居住。为解决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和生活需求，政府在北京万寿路区域专门建造了六栋住宅。这些建筑因其特殊用途和地理位置，被简称为"新六所"。这六座房屋不仅为领导人提供了办公场所，也成为了他们的主要居所，体现了当时对中央领导集体工作生活条件的重视与保障。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人仍然选择在中南海居住，很少迁往新六所。

朱老总无法返回中南海，背后有两个关键因素。首先，林彪和江青等人从中作梗，阻止他回到核心权力圈。其次，朱老总本人也做出了留在外面的决定。这两个原因共同导致了他未能重返中南海的局面。

"文革"开始后，朱德对局势感到困惑。随着林彪和江青等人行为的日益极端，他内心充满反感，却又无力改变现状。面对这种局面，他选择离开中南海，采取回避态度，以此保持内心的平静，避免卷入纷争。这种选择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自我保全的方式。

1970年起，朱德与家人定居新六所，直至1976年7月6日离世，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六年时光。

在朱老总和周总理的晚年，尽管具体原因各异，但两人都未能重返中南海，这无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两位伟人的缺席，不仅是个人的失落，也是历史的一大缺失。他们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让我们更加珍惜那些曾经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