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风云：匈奴来了，汉朝也来了

两千余年前的西域大地，呈现出一幅多元族群并存的图景。在阿尔泰山脉的北麓，逐水草而居的塞种人以其精湛的骑术活跃于草原之间；而在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的若羌（今新疆若羌县一带）绿洲，则生活着以放牧为业的羌人部落。这些只是早期西域居民中的一部分代表。

公元前176年前后，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帝国在其冒顿单于的领导下，军事力量空前强大，向西扩张，一举击败了原先在河西走廊至北疆一带活动的月氏人。月氏部众大部分被迫西迁，远徙至中亚阿姆河流域。汉武帝刘彻正致力于解决北方匈奴的威胁，听闻匈奴西向扩张并控制西域的消息后，萌生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即联合西域诸国，尤其是与匈奴有世仇的西迁后的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

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奉旨出使西域，当张骞一行历经千辛万苦进入西域时，他发现广阔的北疆地区已牢牢控制在匈奴手中，水草丰美的牧场成为了匈奴的领地和前进基地，匈奴在此设置僮仆都尉，进行有效统治。这使得张骞原计划直接穿越北疆联络月氏的路线无法通行。在其首次出使被匈奴长期羁押后，以及公元前119年的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张骞不得不选择绕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诸多绿洲城邦国家。

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他克服了自然环境的极端恶劣和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不仅成功抵达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地，还通过派遣副使，广泛联系了乌孙、于阗、扜罙等国，基本查明了当时分布在西域的数十个国家（史称“西域三十六国”，实为泛指）的地理位置、人口物产、风土人情、政治状况以及它们与匈奴的关系。

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101年，汉武帝派遣其宠姬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远征大宛国（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事件，尤具代表性。此次远征的直接动因是为了获取大宛国出产的优良马种——汗血宝马，以改良汉军骑兵装备，提升对匈奴作战的机动能力。李广利首次出征率领数万军队，因准备不足、路途遥远、补给困难以及西域小国袭扰而失败。

三年后，汉武帝再次组织规模更大的第二次远征，动员兵力达六万之众（包括正卒和随军人员），并配备了大量物资和后勤保障。大军从敦煌出发，穿越沙漠戈壁，攻克沿途抗拒的小国，最终翻越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兵临大宛都城贵山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卡桑赛）下。面对汉军的坚决围攻和强大军事压力，大宛国内部发生政变，杀死了坚持抵抗的国王毋寡，向汉军献出三千匹良马求和。

公元前60年，在匈奴内乱、日逐王先贤掸率众归降汉朝的契机下，汉宣帝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首任都护，治所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西域地区首次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

使者与守将：写在丝路上的铁血传奇

进入东汉时期，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经营时断时续，充满了挑战与反复，但也涌现出了一批在丝绸之路上建立不朽功勋的人物。其中，班超的事迹尤为突出。班超，出身于史学世家，早年曾为官府抄写文书，后毅然投笔从戎，决心效仿张骞、傅介子，在边疆建功立业。公元73年，班超以代理司马的身份，随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北匈奴。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班超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智谋，率领少量兵力奇袭伊吾（今哈密），为大军胜利创造了条件。

战后，窦固对其才能十分赏识，派遣他与从事郭恂率领一支仅有三十六人的小分队出使西域。班超一行首先抵达鄯善国（原楼兰国，位于罗布泊地区）。当时，北匈奴的使者也恰好在鄯善，鄯善王在匈奴的威压下态度犹豫。班超敏锐地察觉到形势的微妙，果断采取行动，在一个夜晚率领他的三十六名随从，出其不意地火烧匈奴使者营帐，斩杀匈奴使者百余人，彻底慑服了鄯善王，使其重新归附汉朝。

随后，班超又前往于阗（今和田一带），以相似的果决手段处置了亲匈奴的巫师，巩固了于阗与汉朝的关系。之后，班超继续西行，在疏勒国（今喀什地区）扶立亲汉的王室成员，稳定了南疆西部的局势。班超在西域的核心策略是“以夷制夷”，即利用西域各国之间的矛盾，联合亲汉力量，打击反对势力和匈奴的影响。

他在龟兹（今库车一带）等地长期经营，运用灵活的外交手腕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合纵连横，先后降服了莎车、龟兹、焉耆等国，有效遏制了北匈奴残余势力在西域的活动，并成功抵御了新兴的贵霜帝国（位于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北印度一带）向塔里木盆地的扩张企图。

与班超同时期，戊己校尉耿恭镇守金蒲城（位于今新疆奇台县西北），后因北匈奴进攻，退守疏勒城。公元75年，北匈奴单于亲率数万大军围攻疏勒城。当时城中只有数百名汉朝官兵和当地民众。面对十数倍于己的强敌，耿恭率领军民进行了异常艰苦卓绝的抵抗。在长达数月的围困中，城内水源被断绝，守军一度靠榨取马粪汁液解渴；粮食耗尽后，他们“煮铠弩，食其筋革”，以皮革、弓弩上的筋腱充饥。

即便在如此绝境之下，耿恭及其部下始终坚守城池，拒绝投降，并多次击退匈奴的进攻。匈奴单于甚至派使者前来劝降，许以封王厚禄，耿恭严词拒绝，并斩杀来使以示决心。这场惨烈的围城战持续了半年之久。直到公元76年，东汉朝廷派遣的援军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赶到天山附近。援军与耿恭残部会合，一同撤离疏勒城。据《后汉书》记载，当耿恭等人出发时有数百人，经历长期围困和突围战斗，最终抵达玉门关时，仅剩下二十六人（一说十三人），且“衣屦穿决，形容枯槁”。

回鹘西迁：开启历史新篇章

当我们探寻今日维吾尔族的直接源流时，历史的目光必然会聚焦到“回鹘”这一古代部族身上。回鹘，原称“回纥”，是铁勒诸部（古代突厥语民族的一大支系）中“九姓铁勒”的一支。公元8世纪中叶，漠北草原的统治者后突厥汗国因内部矛盾重重、统治残暴而走向衰落。公元744年，回鹘联合拔悉密、葛逻禄等部落，在其首领骨力裴罗的领导下，发动起义，成功推翻了后突厥汗国的统治。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了强大的回鹘汗国（又称回纥汗国）。

回鹘汗国建立后，与当时的唐朝保持了密切而友好的关系。尤其是在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中，唐朝中央政权受到巨大冲击，国都长安、东都洛阳相继失陷。危急时刻，唐肃宗向回鹘请求援助。回鹘派出精锐骑兵，先后两次协助唐军作战，对于收复两京、平定叛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回鹘与唐朝之间通过和亲、互市等方式，维持了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回鹘商人活跃于丝绸之路上，回鹘文化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到了公元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也遭遇了严重的危机。连年的天灾导致牲畜大量死亡，社会经济凋敝；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国力日渐衰弱。公元840年左右，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亦称黠嘎斯，被认为是今天柯尔克孜族的先祖之一）部落，在其首领的率领下，趁机发动大规模进攻，十万骑兵南下，攻破回鹘都城哈拉巴拉嘎斯（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境内），末代可汗㕎馺特勤被杀，盛极一时的漠北回鹘汗国宣告灭亡。

汗国覆灭后，原本生活在漠北草原的回鹘部众遭遇了巨大的历史变故，被迫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大迁徙。根据史书记载和后世研究，这次大迁徙主要形成了三个大的流向：其中一部分回鹘部落南下，迁徙至河西走廊一带（今甘肃张掖、武威地区）。他们与当地原有的居民融合，逐渐发展，其后裔被认为是今天裕固族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部分规模较大的回鹘部众，在其首领庞特勤的率领下，向西迁徙，进入了天山以东的吐鲁番盆地及其周边地区。

他们征服了当地原有的居民（包括焉耆、龟兹、高昌等地的遗民），建立了以高昌（今吐鲁番市高昌故城）为中心的高昌回鹘王国（又称西州回鹘）。这个王国以绿洲农业和商业贸易为基础，在文化上继承了部分回鹘传统，并受到当地原有佛教、摩尼教（后成为国教）以及汉文化的影响，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高昌回鹘文化，成为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文明中心，存续了四个多世纪。

还有一支更为遥远的回鹘西迁力量，他们越过天山，进入了七河地区和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地带。在公元9世纪中后期至10世纪初，这些部族联合建立了喀拉汗王朝。喀拉汗王朝的建立，对西域乃至中亚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该王朝接受并推广了伊斯兰教。据记载，王朝早期的重要统治者萨图克·布格拉汗率先皈依伊斯兰教，并将其定为国教。

随后，喀拉汗王朝发动了针对其东南部邻国——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位于今和田地区）的长期战争。这场被称为“宗教战争”的冲突持续了数十年，最终在11世纪初，喀拉汗王朝彻底征服了于阗，结束了佛教在塔里木盆地南部近千年的主导地位。

喀拉汗朝的智慧之光

喀拉汗王朝也在文化上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一位是11世纪的语言学家马哈穆德·喀什噶尔。他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Divan Lughat al-Turk）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这部词典不仅仅是记录语言，它以阿拉伯语写成，详细收录了当时中亚和新疆地区各个突厥语部落的方言词汇、语法规则，还广泛辑录了大量的民谚、诗歌、传说和历史片段。其内容之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一部“中世纪突厥-新疆地区的百科全书”，为后世研究古代突厥语族群的历史、文化、社会和语言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珍贵资料。

另一位是同时期的诗人、思想家尤素甫·哈斯·哈吉甫。他创作的长达一万三千余行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Kutadgu Bilig），是突厥文学史上的里程碑。这部作品以诗歌的形式，通过四个寓言式人物的对话，探讨了如何成为理想的君主、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处世为人等深刻的哲学和政治伦理问题。

时间来到清朝。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汗及其后继者一度控制了天山南北，甚至与清朝展开了长期的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南疆白山派宗教首领阿帕克和卓也卷入其中，与准噶尔势力发生冲突。最终，乾隆皇帝平定了准噶尔叛乱，重新统一了新疆地区，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巩固边疆治理。

这段历史中，还流传着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即“香妃”。香妃的原型被认为是来自叶尔羌（今莎车）的贵族女子伊帕尔汗。传说她天生丽质，身体带有沙枣花般的异香，后被纳入乾隆皇帝的后宫，深受宠爱。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据说还保留着她当年使用过的西式浴缸。

晚清时期，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维护了国家统一。进入民国及以后，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身影也日益活跃。铁依甫江·艾里耶夫（Tiyipjan Aliyev），一位出生于霍城（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诗人。他既能创作充满浪漫情调的诗句，如“酒杯中看见恋人倩影”，也积极投身时代洪流。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他创作的《东方之歌》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广为传唱。

参考资料：[1]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买玉华,李元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的稳定增长与高质量发展[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2(5):1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