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化安置与房票重启下的“城中村改造”投资逻辑与风险

余汉波 2025-04-17 22:29:32

202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多个城市,从一线城市上海到二线城市苏州,再到区域性中心城市鄂州,纷纷按下了“城中村改造”的加速键。

伴随着中央层面“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定调,以及住建部提出的“再新增100万套,并通过货币化方式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的目标,新一轮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浪潮似乎已蓄势待发。

这不仅是对城市面貌和居民生活环境的一次重大提升,更被市场解读为继上一轮棚户区改造(简称“棚改”)后,稳定房地产市场、刺激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一、 城中村改造:历史沿革与时代新义

1. 什么是城中村?

城中村,通常指在城市高速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扩张将原有农村地区包围,而这些区域未被完全纳入现代化城市管理体系,保留了集体土地性质和农村管理模式,形成的与现代化城市景观格格不入、基础设施落后、建筑密度高、安全隐患多的特殊聚落。它们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既为大量外来人口提供了低成本的栖息之所,也带来了管理、安全、卫生等多重挑战。

2. 从“棚改”到“村改”:政策的演进

中国的城市更新并非新概念。上一轮广为人知的“棚户区改造”始于2008年,并在2015-2018年达到高峰。棚改,特别是大规模的货币化安置(直接发放现金补偿),通过创造巨量购房需求,极大地推动了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去库存和价格上涨,对当时的经济稳增长起到了显著作用。但也带来了房价过快上涨、地方政府债务增加等副作用。

本轮“城中村改造”可以看作是城市更新的延续和深化,但与上一轮棚改相比,具有明显的新特点:

范围更聚焦: 明确重点在“超大特大城市”,这些城市人口持续流入,住房需求相对旺盛,改造需求也更迫切。目标更多元: 不仅是去库存,更强调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消除安全隐患、优化城市空间布局。资金来源更审慎: 强调“资金自求平衡”、“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要求项目具有更强的市场化运作能力和可持续性。安置方式更灵活: 明确提出“积极落实购买存量房安置和房票安置”,意味着货币化安置(包括房票)将再次扮演重要角色,但可能更注重引导需求对接现有商品房库存,而非简单发放现金。

3. 为何此时加码城中村改造?

当前推动城中村改造,具有多重战略考量:

稳定房地产市场: 在房地产市场面临调整压力的背景下,通过改造创造新的购房需求,有助于消化存量商品房,稳定市场预期。刺激内需与投资: 大规模改造工程本身就能带动投资,涉及建筑、建材、家电、装修等多个行业,创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 提升城中村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共享城市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消除安全隐患,优化城市功能分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二、 货币化安置与房票:撬动需求的杠杆

本次城中村改造政策中,“货币化安置”和“房票安置”被重点提及,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1. 货币化安置 (Monetary Settlement)

指拆迁补偿不直接提供安置房,而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给被拆迁居民,由其自行购买住房。这种方式直接增加了市场上的购房资金,理论上可以快速转化为购房需求。住建部提出的“通过货币化方式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预示着这种方式将得到鼓励。

2. 房票安置 (Housing Voucher Settlement)

房票并非直接发放现金,而是发放一种购房凭证(房票),限定在一定区域、一定时间内购买指定的商品房(通常是本地的存量新房或二手房)。房票的面额通常会高于同等条件下的纯货币补偿(例如,给予一定比例的奖励),以鼓励居民选择房票。对政府而言,房票能更精准地引导拆迁需求对接本地商品房库存,避免资金外流或挪作他用;对开发商而言,则意味着更确定的销售回款。苏州、鄂州等地的实践已明确采用或提及房票安置。

3. 经济理论基础:需求侧刺激与乘数效应

无论是货币化安置还是房票安置,其核心逻辑都是通过政府或相关主体投入资金,直接创造或引导购房需求,属于典型的需求侧管理政策。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政府支出(或引导的居民支出)具有乘数效应,即初始投入的资金通过市场流转,会带动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增长。在房地产领域,一笔购房支出不仅使开发商受益,还会传导至建筑、建材、家居、家电、金融服务等上下游产业,从而对整体经济产生拉动作用。

三、 市场影响:规模测算与效应分析

1. 潜在需求规模有多大?

住建部提出的“新增100万套”目标是关键数据。中指研究院测算,若按套均100平方米计算,这100万套改造若主要采取货币化/房票安置,理论上可带动约1亿平方米的市场销售规模。考虑到2023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预计在11-12亿平方米左右,这1亿平方米约占年销售规模的近10%,体量相当可观。中信证券的分析则更为乐观,认为这部分需求可能相当于新房年销售规模的近两成。

需要注意的是,这100万套是“新增”目标,实际需要改造的总量可能更大。如陈文静所言,仅全国35个大中城市需改造的城中村住宅就达170万套,加上危旧房,潜力巨大。

2. 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几何?

去库存效应: 特别是在库存压力较大的城市,通过货币化/房票安置引导拆迁户购买存量商品房,将是有效的去库存手段。这对于缓解部分开发商的资金链压力、稳定区域房价预期具有积极意义。结构性影响: 影响可能更多体现在政策重点推行的超大特大城市及其周边区域。不同城市、不同板块的受益程度会有差异,取决于改造规模、安置方式比例、当地商品房库存结构等因素。价格预期: 短期内,需求的集中释放可能对特定区域的房价形成支撑甚至小幅推升。但政策强调“稳”和“可持续”,大规模刺激导致房价暴涨的可能性较低,尤其是在整体市场供求关系已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开发商机遇与挑战: 参与城中村改造项目本身对开发商的综合能力(资金、规划、运营、社会沟通)要求很高。能成功参与的企业有望获得新的增长点。同时,整体市场需求的提振对所有开发商都是利好。

3. 宏观经济提振作用:

城中村改造作为投资和消费的双重驱动力,对宏观经济的贡献不容小觑。除了直接的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带动,改善的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也能提升城市吸引力,促进长期经济发展。

四、 挑战与风险: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尽管前景看好,新一轮城中村改造的推进也面临诸多挑战:

资金来源与平衡: 这是核心难点。政策明确要求“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资金自求平衡”。这意味着单纯依靠财政投入难以为继,需要探索更多市场化融资模式,如引入社会资本、利用政策性金融工具(如PSL)、优化土地出让收益分配等。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将是关键门槛。实施效率与公平: 城中村改造涉及复杂的产权关系、大量的居民沟通协调工作。如何在保证效率的同时,确保补偿公平、程序公正,避免社会矛盾,考验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居民的改造意愿(“群众改造意愿强”)是前提,这需要充分的前期沟通和合理的利益平衡机制。政策落地与时滞: 从政策发布到项目启动、拆迁、补偿发放、居民购房,整个过程需要时间。如分析师指出,“对市场的实质性带动,不一定在短期能快速显现,而可能会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发挥更加持久、有效的作用。” 政策效果的显现存在时滞。市场预期管理: 需要防止市场过度炒作,避免重蹈上一轮棚改导致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覆辙。政策的精准性和调控的灵活性至关重要。五、 投资方向与建议

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无疑为相关领域带来了投资机遇,但也需审慎评估风险:

房地产板块:关注在超大特大城市拥有较多土地储备或存量项目的开发商。关注在城市更新领域有成功经验和专业能力的开发商。留意受益于区域市场需求提振的龙头房企。建筑与建材行业:关注在相关区域有业务布局的建筑央企国企和地方龙头。水泥、防水材料、管材、玻璃等基础建材供应商可能受益。装配式建筑、绿色建材等符合高质量发展方向的企业也值得关注。家电家居行业:新房交付和旧房改造通常会带动家电、家具、厨卫等产品的需求。金融机构:提供项目贷款、并购融资、居民按揭贷款等服务的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提供规划设计、评估咨询、工程监理等服务的企业。

投资建议:

精选区域与标的: 投资应聚焦于政策明确支持、财政实力较强、改造计划清晰的超大特大城市及其核心区域。选择基本面稳健、管理能力强、在城市更新领域有优势的企业。注意政策节奏与风险: 城中村改造是长期工程,政策落地和效果显现有不确定性。需密切跟踪各地实施细则、资金到位情况及项目进展。警惕过度依赖政策刺激、基本面脆弱的企业风险。多元化视角: 除了直接受益的板块,也要考虑间接受益的消费、服务等领域。区分“棚改”经验: 不能完全照搬上一轮棚改的投资逻辑。本轮改造在资金、范围、目标上均有不同,市场环境也已变化,需更注重项目的可持续性和企业的内生增长能力。结论

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是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稳定经济大盘的重要举措。它承载着改善民生、优化城市空间、拉动内需的多重目标。

货币化安置与房票制度的灵活运用,为有效连接改造需求与商品房库存提供了政策工具。虽然其规模和影响尚待观察,且面临资金、实施等多重挑战,但其对稳定房地产市场、提振相关产业链、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值得期待。

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既是机遇也伴随风险,深入理解政策导向、精准把握市场节奏、审慎评估项目风险,将是在这轮城市更新浪潮中掘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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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汉波

简介: 财经知识的搬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