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曾志在江西永新县等来了一对新婚夫妇，他们就是数天前刚在宁岗茅坪结婚的毛主席和贺子珍。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曾志开始了和毛主席、贺子珍的长期交往。

曾志是在风云激荡的大革命时代投身革命。从小就立志要当巾帼英雄的她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最早的红军战士之一。

只是，往后70多年的革命生涯里，曾志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

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和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她与他们的3个小孩也或被忍痛送人，或被迫卖掉，以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

后来，新中国成立，特殊时代来临，她和第三任丈夫陶铸都遭到了错误批判，陶铸身死，而她则被遣送到粤北农村劳动，受了不小的磨难。

但直到此时，曾志也没有怨言，她最希望的是能够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为党和国家继续做贡献。

于是，1973年，曾志写信给毛主席，称自己是最早的红军战士，现在却没有军装。

曾志的报国情怀

曾志1911年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由其父取名为曾昭学。

她改名曾志，是在1926年报名考取湖南衡阳农民运动所之时，取的正是“争志气”之意。

曾志的父亲虽是封建乡绅，却支持子女接受新式教育，这也为曾志思想觉醒提供了契机。

曾志和大多数文静秀气的女生不同。因为从小就立志要做花木兰一样的巾帼英雄，在风云激荡的大革命时代到来时，她也想和许多热血男儿一样参军，为国效力。

于是，13岁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之后，曾志积极参加各类体育运动，就是为打好身体基础，为实现参军的梦想做准备。

期间，她还不顾父亲的批评，将一头秀丽的长发剪掉，积极参加各种追求女性解放，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然而，因为政策、制度对于女性的限制，曾志一度与她的梦想隔着一道天堑与鸿沟。

事实上，同样是在曾志13岁这年，黄埔军校正式创办，此后面向外界陆续招收了一期至六期学员，就连曾志的一些男同学也都纷纷南下广州报考，曾志得知后也很是意动。

那时，曾志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了解情况，问道：“要不要女生？”

男同学告诉她：“不要女的。”

曾志也就十分失望。

这也使得，当1926年秋天，当她得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所成立并对外招收男女学员时，她显得尤其兴奋。

其实，曾志知晓这则招生信息的时候，时间已经太晚。彼时农讲所已经结束了初试，正在准备复试工作。

也因此，当曾志央求已经报名的女生带自己去报名时，对方表示无能无力。

但曾志并不放弃。她了解到考入农讲所就能学习革命道理、军事技巧和发动开展农民运动的方法，使她离参军梦的实现更近一大步，当下继续央求女同学带自己去讲习所，决心要去自荐，争取参加考试的资格。

她也的确如愿见到了讲习所的总队长赵伯诚。后者在曾志积极自荐之后，一是见她情真意切，二是看她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思索一阵后还是决定让步，同意让她破例参加复试。

就这样，曾志参加了文化和体能两科的考试，在都顺利通过之后，她也成了农讲所第一期100多名学员中的一员。

彼时，包括曾志在内，被农讲所录取的女性学员只有20名，较男性学员来说是少数。她在入学表上填写自己的名字为曾志，也有为女同胞争志气的意思。

进入农讲所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曾志很是珍惜。

哪怕她是女性学员，且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也从不以此争取优待，而是在脱下学生装换上军装的第一刻开始，就立志要克服女性身份带来的不便，在训练和斗争中赶上甚至超过其他的男性学员。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农讲所开设的课程政治占7分，军事占3分，其中军事课程包括有投弹、刺杀、射击等实战内容，学员们也就都被要求进行各种高强度的训练。

彼时，对于这些军事课程，男学员尚能适应，大多数女学员却很是吃力，无法达成教练的要求。这其中，曾志成为唯一一个例外。

也因此，当教务长彭平之决定将完成不了军事任务的19名女学员转到另一所政治运动讲习所去的时候，曾志作为20名女学员中唯一坚持下来的，继续留在农讲所，也就成了农讲所里唯一的女兵，成为了大革命年代最早投笔从戎的女青年。

这也是1973年，曾志给毛主席写信时称自己是“最早的红军战士”的由来。

继续留在农讲所后，曾志和其他男学员一起接受了更为严苛的军训。

她穿着军装扛大枪，撒开大脚丫子和男兵一起站岗，出操，行军，在野外摸爬滚打，每一个训练都严阵以待，每一个科目都一丝不苟。

她始终紧咬牙关，紧跟队伍，从未掉队，也就始终未受到过批评。

她的这些表现还被总队长赵伯诚看在眼里，后者特地找到她谈话，询问她有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在她兴奋点头之后，她也经由推荐，拿到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入场券”，成为了一名光荣党员。

不久后，她以总分第八的成绩从农讲所毕业，也就正式开始了她的革命家之路。

敢和毛主席当面顶撞

作为湖南宜章县第一位女共产党，曾志在1928年参加了湘南暴动，并于同年4月，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启了和毛主席的长期交往。

曾志和毛主席第一次见面时，她正在家中倚靠在丈夫蔡协民身边休息。

毛主席一来就看到了这一幕，因他早与蔡协民相识相交，当下便不避讳地开起了玩笑，直夸“老蔡”“金屋藏娇，好福气”。

蔡协民也连忙拉起曾志，给曾志和毛主席互相做了介绍。

很多年后，曾志都记得当时毛主席的言行谈吐，称他举止潇洒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谈笑风声，妙语连珠。

也正因为毛主席给她留下了这种第一印象，让她在之后很长的时间里都在面对毛主席时没有拘束的感觉，甚至在1929年时，因误会毛主席要她丢下工作、专门照顾怀孕的贺子珍，而对毛主席发了好大一通火气。

她当时大声地喊道：“我是党的干部，我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哪能成天去护理她？”

好在毛主席发觉她理解错了，当即缓和下来作解释，她也在意识到毛主席只是因为担心贺子珍，又知晓她和贺子珍是好友关系，故请求她在工作之余多关心贺子珍之后，难为情地答应了下来，并向毛主席道了歉。

其实，井冈山时期，性情直率又重纪律，脾气还比较火爆的曾志曾紧盯毛主席的日常待遇，观察他“是否有搞特殊化”。

比如，她就曾因为听到红军战士背后议论毛主席吃的肯定和他们不一样，一定会有肉吃的，借着是毛主席、贺子珍邻居的便利，先后两次在毛主席夫妇吃饭的时候突然闯进他们的家，掀开他们的锅盖看做的是什么饭。

两次都看到他们吃的和普通的战士一样之后，曾志才肯相信毛主席没有搞特殊，从而“放过”了他。

曾志的这种行为放在现代，可以说是很“冒昧”。

但在物资十分匮乏的革命年代，她对毛主席的监督，一是对其他战士负责，二也反过来为毛主席正了名，毛主席自然不会同她生气。

甚至，在发现曾志怀孕七八个月还在随军时，他也基于对她的关心，不顾她的抗议，不容争辩地对她下达命令，要她回到山上休息，等生了之后再工作。

后来，毛主席和贺子珍的感情出现问题，贺子珍更坚定要到苏联治病和学习时，曾志也接受了毛主席的嘱托，亲自陪同贺子珍去了苏联。

可以说，在革命年代，曾志和毛主席之间即便偶有矛盾，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这也是1973年，她历经磨难，终于到陕西临潼干休所安顿下来后，她选择写信向毛主席反映自己的情况、向他要一个到北京治病和工作的承诺的原因。

那时，她坚信自己尽管处境特殊，但毛主席是了解自己的，一定会帮助她解决问题。

只是，她将信件递上去许久，却一直没有等到回复。就在她几乎已经放弃的时候，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找到了她。

原来，毛主席虽然没有直接给曾志回信，却也在看到曾志的信件，了解到她的情况后指示李瑞山给她两个选择，一是留在西安工作，二是前往北京。

曾志选择带着女儿从西安临潼回到北京。不过，这之后，她虽得以在北京求医，工作却迟迟没有落实，一直到1977年，她才恢复工作，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参考文献：

澎湃新闻 巾帼心向党·学党史㉒|曾志：烽火岁月里的铿锵玫瑰

人民网 敢与毛泽东当面顶撞的女人——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