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力主毛泽东重返指挥席时，会场外的红军战士正用草绳扎紧磨破的草鞋；

1949年的天安门城楼上，当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华北平原的农民正在丈量刚分到的土地；

1972年尼克松踏上北京机场的红地毯时，中南海的书房里还摆着未批完的“两弹一星”文件……

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总有一个身影在迷雾中执灯前行，他总能做出最正确的决策。

有人问：若没有毛泽东，中国是否还会诞生这样一位既能点燃星火、又能托举朝阳的巨人？

一、“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为何只有他敢走“无人之路”？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着残存的队伍转向井冈山。彼时的中共中央仍执着于苏联模式的城市暴动，而他却指着地图上的罗霄山脉说：“我们要到眉毛一样的地方当‘山大王’。”

这不是一时戏言，而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在考察湖南32个县的农民运动后，他早已发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当党内质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时，毛泽东在茅坪的油灯下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用五个“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条件，将农村根据地上升为战略支点。

连共产国际代表都嘲讽“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他却用事实回应：井冈山根据地鼎盛时期人口达300万，中央红军扩至10万人，赤卫队规模超过20万。这种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胆识，让罗斯·特里尔感叹：“党从此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篝火旁的战友。”

二、生死关头的“三奇谋”：历史容不得试错

1947年转战陕北时，毛泽东的决策堪称“刀尖上的舞蹈”。面对胡宗南20万大军，他带着800人的中央纵队在沟壑间周旋，两次拒绝东渡黄河。任弼时建议暂避锋芒，他反问道：“胡宗南正盼着我过河，我偏要留下当他的绊脚石！”

在最危急的安塞王家湾转移中，暴雨倾盆，敌军前锋距指挥部仅四五里，他仍坚持“留在陕北才能拖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压力”。

与此同时，他却在窑洞里策划着千里之外的战略反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谢兵团突入豫西、陈粟部队纵横豫皖苏——这场“三把尖刀刺胸膛”的战役布局，让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彻底破产。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后来研究发现：1952-1972年中国经济增速达每十年64%，远超同期德、日、苏的工业化速度7。这种在绝境中谋全局的能力，绝非寻常将领可比。

三、从“通道转兵”到“六届六中全会”：改写历史的两次拍板

1934年湘江血战后，红军从8.6万人锐减至3万。李德、博古坚持按原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却在通道会议上力主转兵贵州：“去湘西是钻口袋，进贵州才能活！”

这一主张虽未被当场采纳，却为后来的黎平会议、遵义会议埋下伏笔。周恩来后来坦言：“没有毛泽东，红军可能全军覆没。”

更关键的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面对王明借共产国际名义推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会议确立了“独立自主”原则，切断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遥控。毛泽东晚年评价：“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

四、“两弹一星”与八万座水库：超前布局的深谋远虑

在抗美援朝战火未熄的1953年，毛泽东已开始谋划工业化蓝图。到1976年，中国建成八万四千多座水库，占现存水库总量的80%以上；人均粮食从418斤增至615斤，9亿人口基本温饱问题得到解决。更令人惊叹的是，在苏联撤走专家、国内经济困难的1960年代，他力排众议推动“两弹一星”工程，周恩来曾回忆：“主席说，没有原子弹，我们腰杆子就不硬。”

这些决策背后，是毛泽东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看得见桅杆尖头的航船”，这种预见性贯穿其一生。当美国学者质疑中国发展速度时，他留下的工业体系却让2009年阅兵式上展示的武器仍多产自毛泽东时代的兵工厂。

五、历史的“唯一解”：时势与英雄的辩证法

有人曾设想：若没有毛泽东，是否会有其他领袖带领中国革命成功？但历史不容假设。当陈独秀犹豫于北伐时，是毛泽东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博古迷信“御敌于国门之外”时，是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当王明空谈国际路线时，是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出《实践论》。邓小平曾说：“没有毛主席，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

从秋收起义打出第一面工农革命军旗，到用“豪密”密码系统守护地下战线；从在古田会议确立“党指挥枪”，到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毛泽东的每个抉择都深深植根于中国土壤。正如他在《论持久战》中的论断：“兵民是胜利之本”，这种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创造力，正是他不可替代的关键。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但某些瞬间的浪花注定独一无二。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恰逢旧秩序崩解、新思潮激荡，而他既通晓《二十四史》又熟读《共产党宣言》，既领导过农民运动又指挥过百万大军。这种跨越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的复合型特质，使得他成为“中国问题”的终极解题者。

当我们站在今日回望，那些被他改写的历史轨迹——从井冈山的红旗到罗布泊的蘑菇云——都在无声诉说着一个事实：时势造英雄，但唯有兼具胆识、智慧与人民情怀的英雄，才能创造出属于一个民族的新时势。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三件大事》（李捷著）《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李捷著）《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毛泽东与中国革命》（逄先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