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武汉
1945年11月，黄正夏从边区教育战线转任罗（山）礼（山）应（山）中心县财经局局长。一天，接中原局组织部通知，命他迅速赶至宣化店，拟赴襄樊地区开展工作。
黄正夏随时任中原军区第九团团长的幸元林带领的一支干部队行动。但干部队过应山长岭岗入随县时，又接中原军区通知，暂不去襄樊。尔后，工作队在随县双河镇编人中原军区干部旅，向东转移，折返宣化店。
在宣化店，黄正夏有多年未见的领导和战友，有正在大别山西大山休息待产的爱人吴芷英。他很是想抽时间去见见他们，但在宣化店干部队只吃了一顿饭就启程出发了。
当时，黄正夏一到宣化店就遇到中原局民运部长吴祖贻，吴部长约他下午去谈一谈，了解一下鄂西北的情况。结果，吃完饭部队就走了，汇报无法完成。他想见爱人也成了奢望，只好托鄂东专员任泉生跟吴祖贻说明情况，留便条委托宣化店当地的镇支书送给吴芷英。
1946年1月10日，部队出湖北入河南，在离光山县城大约还有30公里路段时，传来指示，要求每个人准备好绑腿、草鞋，作长途行军打算，再有两三天功夫，即可到达其它解放区，并嘱咐千万不要在路上买零食和喝生水，因为已发生多起国民党军的投毒事件。
13日，国共两党停战协定生效，中原部队为顾全大局，立即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已编人干部旅的成员都重新分配工作，黄正夏被分配到经（扶）麻（城）商（城）工委。赵辛初任工委书记，吴光治任副书记，黄正夏任工委委员兼沙窝中心镇镇长。
部队虽然停下，但大家都清楚，那就是内战迟早要爆发，眼前的工作重点就是如何发动群众，尽快地多筹集军粮。
但老百姓也困难，在沙窝附近驻有张体学等率领的鄂东独二旅，供给十分紧张。在筹集军粮过程中，黄正夏和吴光治反复商议，搞粮食绝不能搞平均摊派，不能在老百姓身上增加负担，而是要瞄准大地主和余粮户。
他们到处走访群众，了解哪些是余粮户，估计余多少，粮食大多藏在哪里，随后一个个有的放矢地做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反也碰到狡猾的。
有一个李姓地主，群众反映他是当地的首富，至少有余粮上百石。
黄正夏等人去做他工作时，见面他就说，我认识张体学，小时候他光着屁股，整天就在我们附近卖油条。听说要借粮，他很慷慨，说：“好说，好说，乡里乡亲的，帮忙是应该的。”可是当问能借多少时，他却叫苦：“我家大口阔，其实也不富裕，但还是尽我所有，借三五石吧！”
有同志说：“听说你是沙窝首富，恐怕不只三五石吧？能否再多借一点。”“我们不白吃你的粮，给你打借条。”
“真的没有，你们如果发现我有秘密仓库，尽管去拿。”就是不愿多借，还很硬气。
后来，工委通过一位贫农的帮助，迅速找到了这地主的秘密仓库，缴获粮食上百石。其实，当时黄正夏他们还知道李姓地主另一两个藏粮点，各有藏粮一二十石，但没有动它，也给地主留有充足的余粮。
他们这样做，既使部队有了粮食，群众也非常拥护。为此，张体学在会上曾表扬工委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成绩。黄正夏也是这时认识张体学的。
正在这时，黄正夏受到一个沉重打击。2月25日，他接到电报：“吴芷英生小孩难产，病危。速回。”吴芷英原本隐蔽在西大山，快临产时，没有交通工具，只好骑着马，一路颠簸奔往宣化店，“羊水”完全流尽，造成难产，只好剖腹产。
由于医生是从重庆大后方学校才来边区的，缺乏经验，在剖腹生产时，小孩已夭折，他却连胎盘也忘记取出来，还把手术用的棉条也缝在肚子里了。吴芷英便接二连三的发高烧和伤口化脓，幸亏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知道了情况，下令从“善后救济总署”弄来大量的青霉素，才止住了高烧。吴芷英经过这些痛苦，身体虚弱极了。
到了3月，中原军区的处境极其危险，已处于断粮阶段，完全没有米粮供应了。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于3月16日决定：为了牵制敌人进攻华北、华东、东北解放区，准备将来寻机突围，立即复员两万人，保持部队主力机动性；严肃制度，节衣缩食，实行苦熬方针；运用各种方法分散一批干部，化装转移或就地隐蔽。
鉴于黄正夏和吴芷英的具体情况，中原局组织部决定他们化装突围。
组织部曾为他们制定了三个方案：一是黄正夏与吴芷英一道作为伤病员乘火车北上。组织部通知黄正夏到军区医院检查，结果没查出什么毛病，不够伤员条件，所以这个方案取消了；第二是就地隐蔽，结果因为黄正夏鄂西北口音较重，在宣化店又没有熟人作掩护，这个方案也否定了；第三就是回襄樊或鄂西北。但黄正夏任均县地下党县委书记时被国民党悬赏缉拿，这才来到鄂豫边区，现在回去恐难以立足。
最后的方案，是组织部干部科长须浩风一手筹划的。须浩风的姐夫是地下党员，在上海青浦任教员，而吴芷英是上海人，也曾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党工作，就决定他们先化装到上海，再转到其它解放区。
方案确定以后，黄正夏夫妻便刻制了假图章，并做了旗袍、长衫，打扮成新婚不久的学校教员模样，以“岳母病重，速回上海”的加急电报为理由，化装突围。由于口音差别，两人商定，到武汉之前，路途一切事宜由黄正夏应付，从武汉到上海，则一切由吴芷英处理。
5月初，两人从宣化店搬到孝感王家店，做从花园乘火车回武汉的准备。在王家店，他们找到当地乡政府，请求设法护送至花园。接待的同志看他们一身教师装扮，就问原来是干什么的。当得知他们在边区从事教育工作时，便夺口而出：“那你们认不认识何汉亭？”两人一听喜出望外。
何汉亭原是鄂豫边区育才学校的学生，毕业后还在学校负责一段后勤工作。吴芷英当时是育才学校的校长，与何汉亭十分熟悉。何汉亭是王家店乡政府的乡长，听说吴校长来到王家店，迅速赶来。
何汉亭帮他们找来了一副轿子，并安排了两名农民党员作轿夫，把他们装扮成“新婚夫妻回娘家”的样子。吴芷英坐在轿子里，黄正夏背着花布包袱跟在轿后，路边的小孩围观鼓掌：“新媳妇回娘家啰！”黄正夏赶忙向孩子们发糖果。
在路上遇到了广西军的哨卡，因为两人都作过秘密工作，有些经验。黄正夏上前，递了一包烟，说了声：“老总们辛苦了。”两位农民党员也上前说：“我们就到附近亲戚家。”广西军二话没说就让他们过去了。
到了花园镇，两位农民党员直接把他们抬到车站内的一家小饭铺，也是地下党的联络点。两人只呆了一个多小时，就由饭铺伙（计联络员）到火车站买了车票。联络员把他们一直送上火车才离去，临走时还叮嘱：“到家来信啊！”这情景让黄正夏一辈子难忘。
到武汉后，两人迅速找到曾在鄂豫边区洪山公学学习的黄群。黄群说：最近武汉各旅店都查得很紧，越是小店铺查得越紧，越是大店铺相反查得要松一些，也可能不去查，因为国民党军知道，共产党人都很穷，一般是住不起大饭店的；而凡开大饭店的都有一些社会背景。他建议两人就住在他家开的中南大旅社。这里离武汉港码头较近，还算得上是一个中等偏上的旅店。
住下后，黄正夏就试图找关系买船票。正在这时，旅社的茶房来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很是热情。黄正夏与他渐渐地聊开了，还给了他5元关金小费（相当于当时上10万法币），并委托他帮忙买两张船票，越快越好。结果，第二天他们就登上了去南京的轮船。
其实，这个茶房就是地下党员。60年代，黄正夏单位的外调人员找到那位“茶房”时，他说：当时我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别看他一副地主大少爷的打扮，但一开口就问我年成如何，收成怎样，真的地主大少爷是不会问这些的，我知道是自己的同志，就尽快帮助买到船票，安全送他们离开武汉。
同船的还有田坤和小周夫妇，但他们并不认识，后来一起去苏北时才知道。他们也说在船上就断定黄正夏他们是新四军，因为两人都穿着毛边鞋，这是当时边区流行的。
船到九江时，停留几个小时，两人上岸，吴芷英把她母亲给的留着纪念的金戒子卖掉了，因为他们带的钱太少了。到南京后，两人换乘火车到上海。
在上海，他们先住在吴芷英的妹妹家。她妹夫叫邬烈荪，在上海警察局做文书，思想也较开明，这使他们更放心，有警察局的工作人员作掩护，相对更安全些。他也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只是不说而已。
在与黄正夏的交谈中，邬烈荪也流露出对国民党的不满，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他说：看来蒋介石政府是非垮台不可，你看1927年军阀孙传芳在上海不是垮台了吗！他还带黄正夏去过警察局，让他看看全上海的高楼大厦。站在警察局的楼顶，邬烈荪悄悄地对黄正夏说：过不了多久，这儿就是你们的啦！
邬烈荪的父亲也较开明，他当时在上海洋行工作，一谈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时就激动，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真遭殃。
安排停顿后，两人就想如何尽快和组织联系。吴芷英首先找到同父异母的二哥袁绮祥。他是地下党员，在上海银行工作，想通过他帮忙联系上海党组织。可是，由于形势紧张，袁绮祥所接触的组织已通知暂时中断联系，这条路走不通。
吴芷英在上海关系很多，经过再三考虑，她决定去找高中时的数学老师陈圭如。陈老师把夫妻俩请到家，见到了她的丈夫胡曲园老师。他们都是复旦大学的教授。
在高中时，吴芷英是学生运动骨干，深得陈老师的信任。当得知吴芷英离开上海这些年的经历时，两位老师感到非常欣慰，陈圭如老师还送了一双半高跟鞋给吴芷英，并答应带她去见著名的民主人士罗叔章。因为她与周恩来、邓颖超有密切联系。
经过商定，吴芷英与罗叔章在上海国泰大商店前见面。罗叔章指示吴芷英将化装突围的情况写个报告交给她，由她代交上去。
三天后，邓颖超派秘书给他们送来了生活费，并告之三件事：一、听候统一安排，去苏北解放区；二、周恩来和邓大姐公开住址是上海马恩南路107号，但那里不能去，周边有特务监视；三、中原来的李实正在上海，代表中共参加“善后救济总署”，任秘书长，他和他的夫人可能来看你们。
李实在鄂豫边区长期任行署教育处长，是黄正夏他们的直接领导。当天下午，两边就约好在一家咖啡店见面。这让黄正夏夫妻如释重负，几个月来压在他们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由组织护送回解放区有希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