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清代地方军事体制，其由八旗驻防与绿营两大系统构成，彰显出显著的少数民族特性。与之相较，明代作为汉族建立的政权，在地方军政方面，总体遵循既往体制框架，仅于细微之处有所调适。

在明代的地方军事制度体系中，主要涵盖“都司”（含行都司）与“卫所”这两大核心架构。以下将针对这一关键内容展开具体阐述。

【先来说卫所】

在朱元璋开创帝业的进程中，其与周边各路诸侯展开激烈角逐。彼时，基于军事战略需求，军队编制暂时沿用元朝旧有的体制模式，且依据军力发展态势，灵活因事设置。伴随统治地域的拓展以及军事力量的壮大，朱元璋着手于地方布局，设立行都督府。直至大明王朝正式建立，方才对军事体制进行全面整顿，构建起整齐规范的地方军事体系，即卫所与都（行）指挥使司相结合的体制。

据《明史》记载，明洪武元年，朱元璋采纳刘基所提构建“军卫法”之建言，于全国推行卫所制度，该制度组织系统如下：

天下初定之际，基于对战略要地之考量，于仅涉一郡之要害区域，设立千户所；而在横跨数郡之关键地段，则设置卫所。通常而言，一卫所统辖兵员约五千六百人，一千一二百人构成一个千户所，百十二人编为一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下设两名总旗与十名小旗，如此层级有序、大小相联，遂成完备之军事建制。

由此可见，“卫”与“所”乃性质各异的军事建制单位，“所”归属于“卫”。以现代军事行政区划类比，都司类同于省军区，“卫”相当于市级军分区，而“所”则类似于驻守于重要市县的团级或营级军事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卫”存在内、外之别，于京师及其周边区域，设有诸多内卫机构。

卫，其完整称谓为“某某卫指挥使司”。以云南地区而言，诸如曲靖卫指挥使司、楚雄卫指挥使司等皆属此类。卫所制度构建完成后，呈现出明晰有序的组织架构。从整体架构看，分为内外卫所。具体而言，一卫下辖十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又辖十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则领有两个总旗；而每一总旗之下，再统辖五个小旗。

洪武二十六年，于全国范围之内，计设有卫329个，另设65个直接隶属于都司的守御千户所。自永乐朝起，卫所体系发生显著变化，境内外卫的数量增至493个，与此同时，守御、屯田与群牧千户所达359个，安抚司有16个，长官司为7个，而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以及边疆地带，番边卫所等亦有407个之多。

相较于清代，明代各省驻军规模颇为可观。以云南地区为例，洪武朝后期，该地军事建制完备，设有20卫、30御，下辖多达133个千户所，兵力近15万之众。反观清代，云南绿营兵力总计仅3万余人。由此可见，明清两代云南驻军数量差距显著。

【再来说都（行）指挥使司】

在明朝建国前夕，朱元璋于各省遍设行都督府。至洪武三年，杭州卫、江西卫、燕山卫与青州卫皆获擢升，改制为都卫指挥使司；与此同时，河南、西安、太原及武昌等地亦同步设立此机构。随后，该举措在全国各省有序推进。旋即，朱元璋对其进行调整，将都卫指挥使司更名为都指挥使司，简称为“都司”，使之成为行省层级的最高军事统辖机构。

洪武七年，于全国范围内设有十三个都司，分别为北平都司、陕西都司、山西都司、浙江都司、江西都司、山东都司、四川都司、福建都司、湖广都司、广东都司、广西都司、河南都司以及辽东都司。其中，陕西都司、山西都司与福建都司，在这一时期被定位为“行都司” 。

在此之后，云南都司与贵州都司相继设立。至宣德时期，全国范围内，都司数量总计达到十六个，行都司则为五个。

行都司与都司在设置区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行都司通常设立于军事活动较为频繁的省份，然而，在编制以及人员配置等方面，行都司与都司却并无不同之处。

都司建制中，配置一名正二品的都指挥使，其下则设有两名从二品的都指挥同知以及四名正三品的指挥佥事。都指挥使作为节制一方的重要官员，身负封疆之责，职权至关紧要。在地方行政架构中，都指挥使与各省执掌民政财政的布政使、主管司法监察的按察使，共同构成 “三司” 体系，于地方治理格局中占据关键地位。

都司，作为执掌特定区域军政事务的机构，其麾下所属卫所皆归统于五军都督府，同时需遵循兵部指令行事。都司官员架构中，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与佥事各司其职。通常，于军政事务管理层面，常择其一主掌都司整体军政要务，此职责被称为“掌印”；另有一人专门负责军事训练相关事宜；再有一人则专注于屯田事务，后二者之职责统称“佥书”。

在行政考绩体系中，都司及其下辖各级官员，其年度功过考察工作，责成巡抚都御史与巡按御史负责执行。而每间隔五年开展的军政考选，官员的留任、黜陟则由朝廷予以裁夺。

在探讨明代军事制度时，“军”与“兵”这两个关键概念不容忽视。于明代，“军”与“兵”皆旨在维护边防及地方安全秩序，二者均需听从朝廷征调，履行战争应对与防务保障之职责。

然而，“军”与“兵”存在差异。从时间维度审视，“兵”的出现相对滞后。自明中叶以降，伴随卫所制度的日趋瓦解，朝廷为巩固地方军事力量，通过招募地方民众，组建起一支新型武装力量，此即“兵”的由来。

其二，军与兵的身份来源存在显著差异。军籍之人源于军户，一旦被确定为军籍身份，其整个家族便会迁移至特定的卫所或区域，且世代承袭军职。与之相对，兵则出自民户，他们基于自身意愿应募，其参军行为与家族其他成员并无直接关联。并且，兵多以临时招募的形式组建，通常在战事结束后即返回原籍。

其三，两者待遇存在差异。卫所制下军队的经费，主要源自军屯收益，同时商屯或户部拨款亦起到补充作用。与之相较，募兵制中的招募兵员，其衣物装备、行程路费以及每月粮饷等开支，并非由国家财政承担，而是由地方政府向农民摊派征收。由此可见，招募兵员数量增多，民众负担便会相应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