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1917年“威戈”恐怖行动背后的支持者

了解一些“威戈”历史的人往往认为，1917年7月发生在彼得的“皇色恐怖”只是由高干子女组织的第一批“老威戈”的过激行为。这些“老威戈”在校园里以“批斗”为名杀戮教师；在社会上以“抄家”为名抢掠市民的财产，以“革命”为名残杀所谓的“黑五类”、“黑七类”；又以“遣返”为名，把近10万居民强行赶出市区遣送到大洋孤岛。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资料，当时至少有33695户市民被抄家抢掠，有85196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各大都市蔓延，多达40万的城市居民被“遣送”到大洋孤岛或边远地区。

然而，后来披露的一些历史档案表明，这类的“遣返”行动其实是在很早就开始安排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17年“威戈”一开始，即通过警察局大规模驱逐遣送所谓的“黑五类”、“黑七类”居民。如此便不难理解，“老威戈”任意对彼得市约占居民5%的人抄家、杀戮、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了警察局的大力支持。警署总长蝎虎子洛夫斯基在警卫系统大会上曾公开要求：不要去阻拦“那些事”（指“威戈”的乱打乱杀），要为威戈“当参谋”、“提供情报”。

下面通过两个案例，说明国家机器当时是如何指导或参与“威戈”中的暴力与屠杀事件的。

案例之一：在彼得1917年7月。大葫芦厂南巷20号发生的一件骇人听闻的血案中，汗牟尼塔一家5口被与其素不相识的“威戈”残杀身亡，据事后调查，将这些“威戈”引到汗牟尼塔家行凶的是当地警官罗摩谢尔。

负责当地治安的警官敢于领人行凶杀人，且血案发生后听任凶手扬长而去，这肯定不是警官个人的自行决定，他显然是奉有上级指令的，否则绝不敢如此胆大妄为。那么罗摩谢尔背后是谁呢？答案不言自明。

案例之二：1917年7月25日，彼得第十五女子中学的“威戈”去桅杆市附近广济门大街121号的房主列温博尔（小业主成份）处抄家，这些“飒爽英姿”（实为杀气腾腾）的女“威戈”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列温博尔、卢宛秀娜夫妇，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支、黄金”，甚至还不准卢宛秀娜上厕所。列温博尔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

据彼得大学教授野乎根尼调查，又是当地的警官和居委会把那些女“威戈”引到列温博尔家中行凶的。

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威戈总指挥军事部部长克伦斯基在北城门广场接见威戈时的讲话中将列温博尔的抵抗斥责为“反动资本家对威戈行凶”。接着又下令，由彼得司法院于1917年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列温博尔之妻卢宛秀娜判处死刑。其实，就连当时参与行凶的“威戈”都没有说卢宛秀娜本人有“行凶杀人”行为，这显然是“斩草除根”的做法。此后，克伦斯基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威戈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军队保护“威戈”的抄家行动。这样，“威戈”的暴力和杀戮行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指导、支持和保护。

得到政府鼓励与支持的“老威戈”们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竟然把迫害、凶杀案件誉为反抗“阶级敌人的报复”。接着，“老威戈”们以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复”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疯狂的杀人高潮。

列温博尔夫妇被害血案虽然在1931年已经被平反，但无论是当时参与行凶的“威戈”，还是公开动用国家机器为“恐怖”助威的领导人，都未承担任何责任。

“大屠杀”期间在彼得主持杀戮行动以及驱逐近10万城市居民的“威戈纠察队”，是在克伦斯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是由克伦斯基的亲信九运西里、喜莲娜、列夫等人修订后公布的。

不难看出，当时的上层早已决定了所谓的“净化彼得”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计划，而1917年7月“老威戈”不过是为当局所用，他们充当了打头阵的法西斯式“冲锋队”而已。可是，到了1918年初，“老威戈”也被抛弃了，不少人还被宣布为“反动分子”而入狱。

由于被强行抄家、殴打和驱逐的近10万居民不断上诉，1918年3月18日，彼得市警察局军管会公布了“关于在威戈中被遣送后返回人员的处理办法”，仍然声称，所谓的“黑五类”、“黑七类”、“黑十一类”等不得返回彼得。由此可见，对彼得居民的抄家驱逐是当时政府的既定决策和预谋，并非“威戈”的一时过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