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宦官的兵权不是收不回来的问题，而是收回来给谁的问题，事实上，皇帝们若干次从宦官手上收回兵权，但他们似乎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转手又将兵权交给了宦官。

唐肃宗在位期间，唐朝出现了第一位权宦李辅国，唐代宗即位后采用分化策略，先后诛杀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从宦官手上夺回了兵权。

“泾原兵变”之后，唐德宗再次将兵权交给宦官。唐顺宗即位后，宦官俱文珍发动“永贞内禅”，逼迫唐顺宗禅位于太子李纯（唐宪宗）。

唐宪宗几乎完成了削藩大业，却被自己所宠幸的宦官弑杀。从这一刻开始，唐朝的宦官们开挂了，每一位皇帝都由他们所拥立，期间唐敬宗还被他们弑杀。

唐昭宗在位时与宦官集团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神策军中尉杨复恭和他的干儿子们被团灭，可是新掌权的宦官刘季述竟然还有能力废黜唐昭宗。

人们都说，宦官们掌握了军权，也就掐住了皇帝的生死，那还不是无冕的太上皇？其实都是扯淡，自李辅国倒台，到朱温杀光宦官，一百多年间皇帝们若干次收回了兵权，却又被他们交还给了宦官。

被施暴者对施暴者产生莫名其妙的好感，乃至依恋，甚至心甘情愿地帮助施暴者，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症状就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被宦官们蹂躏有那么爽吗？唐朝的皇帝们难道也患上了“斯得哥尔摩综合症”？

答案是否定的，要理解皇帝们的行为，那就得理解唐朝中后期的政治结构，以及皇帝与宦官的政治共生关系。

唐朝是中国最后一个豪门政权，以五姓七望为代表的豪门士族阶级是大唐的政治基础，这些家族垄断了帝国的政治资源。

唐朝虽然有了科举制度，但依然不能打破豪族的特权，大批庶族阶级出仕无望，因此他们只能委身于藩镇，成为地方豪族。

这就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集团，一个是以士族集团为基础的中央政权，另一个就是以庶族阶级为基础的地方藩镇。

这个趋势从唐高宗时期就初见端倪，随着唐玄宗时期公田制的瓦解越发明显，而藩镇制度则成了庶族阶级蓬勃发展的温床，进而引发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为何会愈演愈烈？根源就在这里，因为藩镇已经不是个别军阀对抗朝廷的武器，而是广大庶族阶级实现个人价值的小朝廷。

虽然唐朝的皇帝们一直试图拉拢藩镇，为此他们不惜“掉价”地将公主们嫁给藩镇将领。但本质上皇权与士族集团是一个利益整体，这就注定了朝廷与藩镇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

皇帝们试图依靠士族集团实现削藩大业，然而士族集团回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泾原兵变”爆发，唐德宗需要保护时，神策军中尉白志贞仓促召集将士，结果十几万人的大军竟然只有四五百人到位，导致长安城被数千乱军轻松攻克。

原来，士族集团掌管下神策军烂透了，充斥其中的不是吃空饷的豪门子弟，就是滥竽充数的无赖地痞，根本没有任何战斗力。

与此同时，士族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打得头破血流。唐德宗时期杨炎陷害段秀实、冤杀刘晏，卢杞陷害杨炎、颜真卿、严郢、张镒、李揆、杜佑。唐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又因王叔文、韦执宜的内斗变成了一场闹剧。唐文宗时期的“牛李党争”，断送了士族集团的最后一点血气。

正是士族集团无休止的内斗，让皇帝们彻底心凉了，也不敢再对他们寄予任何希望，于是宦官集团应运而生。

士族集团不止一次要求皇帝将兵权移交给外朝，皇帝们也不止一次满足了士族集团的要求。

人们可能不敢相信，宦官们手上的兵权就那么容易被剥夺了？

就是这么容易！兵权从来不是某个人的权力，它是一个系统。唐朝中后期的禁军有三大系统，神策军占据主导地位，但绝不是一手遮天，三者之间相互掣肘。

同时，神策军中尉也没办法随意调动军队，而是要受到皇帝、枢密使，乃至神策军使的制约。

那些曾经牛皮哄哄的宦官们，比如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都无一例外地被皇帝们轻松降服，一点水波纹都没有泛起。即便拥有六百多个干儿子、掌握了禁军和川陕地方军的杨复恭，最终也被唐昭宗打败了。

可见，所谓宦官靠军权玩弄皇权的说法根本就不存在，只要皇帝愿意，纷纷就能搞定宦官。宦官们之所以嚣张，说白了背后都是皇帝的支持，因为他们就是皇权的打手。

正是依靠宦官集团，皇帝完全架空了士族集团，形成唐朝末期内廷重于外朝的格局，士族集团的地位形同虚设。

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但凡倚重宦官集团的皇帝反而能有所作为，比如唐宪宗。凡是排斥宦官集团的皇帝反而无所作为，比如唐昭宗，正是他与杨复恭的对决，导致禁军消耗殆尽，让他这个皇帝失去了最后的打狗棍，从而被藩镇公然欺辱。

虽然唐朝有宦官弑杀皇帝，但那仅是个别现象。宦官拥立新皇也不足为奇，他们只是为自己的主子争取权益，本质上依然是皇权的附庸。

人们都说，东汉、唐朝、明朝是历史上三个宦官专权最严重的王朝，其中唐朝最严重。其实不然，唐朝的宦官始终是被皇权“抱着走”，从来就没有独立过，远不及东汉。东汉的宦官直接成了庶族集团的领袖，其影响力要大得多。

所以，唐朝的皇帝们不是收不回兵权，而是除了宦官他们没有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力量，即便从张太监手上收回，还得交给王太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