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印度尼西亚成为联合国成立以来唯一主动退出的成员国。时任总统苏加诺以“反对新殖民主义”为名，抗议马来西亚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宣称“东南亚应由亚洲人自己主导”。
这一激进举动背后，是印尼试图通过“马菲印联盟”（Maphilindo）整合马来群岛的野心。苏加诺曾扬言：“从马六甲到巴布亚，都应飘扬红白旗”，甚至推动“粉碎马来西亚”（Konfrontasi）军事行动，试图将婆罗洲北部纳入版图 。
彼时的印尼，正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苏加诺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高举反帝旗帜，与印度、南斯拉夫发起不结盟运动，试图构建区域霸权。然而，1965年的退出联合国事件，反而使印尼陷入国际孤立。直至1966年苏哈托政变上台后，印尼才于同年9月重返联合国，结束了这场历时21个月的外交冒险。
跌宕的现代化进程退出联合国的代价远超印尼预期。1965-1966年间，印尼经济因国际援助中断而濒临崩溃，通货膨胀率飙升至650%，外汇储备仅剩1.5亿美元。苏加诺的“旧秩序”随之崩塌，苏哈托的“新秩序”政权转向亲西方路线，通过开放外资和开发油气资源实现经济复苏。至1990年代，印尼年均GDP增速达7%，跻身“亚洲四小虎” 。
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撕开了繁荣表象。印尼盾贬值80%，引发社会动荡，最终导致1998年苏哈托政权倒台。此后的民主化改革中，印尼逐步建立起多党制议会体系，但腐败、宗教冲突和分离主义仍是顽疾。2023年数据显示，印尼基尼系数达0.384，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全国49%财富，而约2700万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资源诅咒与地缘再平衡作为全球最大群岛国家，印尼的自然资源禀赋既是祝福也是诅咒。其镍矿储量占全球21%，但过度依赖原材料出口导致产业升级滞后。2024年，印尼宣布停止镍矿出口以发展电池产业，却因环保问题遭欧盟起诉。与此同时，旅游业成为经济新支柱——2024年巴厘岛接待国际游客620万人次，贡献了GDP的5.3%，但过度开发已使该岛面临淡水短缺和珊瑚礁退化危机 。
地缘政治上，印尼在东盟内部扮演“隐性领导者”角色。2024年教皇方济各访问雅加达时，特别强调“宗教多元共存的印尼模式”，肯定其调和伊斯兰教与少数信仰的努力 。但现实中，亚齐省和巴布亚省的分离主义暗流仍在涌动，而中美在南海的博弈更迫使印尼在“不结盟”传统与大国站队间谨慎权衡。
统一野心的遗产与当代困境苏加诺时代的“大印度尼西亚”构想虽已消散，但其地缘影响持续发酵。印尼通过《群岛国家宣言》主张对2.8万岛屿间水域的主权，引发与邻国的航道管辖权争议。2025年，印尼与澳大利亚围绕帝汶海油气田的谈判再度陷入僵局，折射出资源民族主义的回潮。
军事上，印尼近年加速现代化改革，2024年国防预算达109亿美元，重点强化海军和网络战能力。但其装备仍依赖美俄二手武器，自主研制的“望加锡级”船坞登陆舰多次因技术故障停摆。总统佐科·维多多曾坦言：“我们要成为海洋强国，但必须避免落入冷战式对抗。”
如今的印尼，既是G20中唯一的东南亚国家，也是转型的“矛盾样本”。其2.76亿人口中，30岁以下青年占比43%，数字经济增长率连续五年超20%。但基础设施滞后（全国铁路密度仅为印度的1/6）和人才外流（每年10万技术移民赴新加坡）仍在制约发展 。
从退出联合国的政治豪赌，到数字时代的转型阵痛，印尼的现代化之路印证了一个真理：国家的真正统一，不在于疆域的扩张，而在于发展成果能否跨越海峡与阶级的鸿沟。正如佐科总统在独立80周年演讲中所说：“我们的群岛曾被殖民者分割，而今要用海底光缆和跨海大桥重新连接。”这片散落在赤道上的17,000余座岛屿，仍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凝聚力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