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始末：从订婚宴到刑事审判

2023年5月1日，山西大同市阳高县青年席某某与吴某某举行订婚仪式。男方按习俗支付彩礼10万元（剩余10万元约定婚后支付）及一枚金戒指，并签署协议承诺婚后一年内将女方姓名加入婚房房产证。次日午后，双方发生性关系，但当晚吴某某向警方报案，指控席某某强奸。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关注，成为舆论焦点。

据法院一审判决认定，2023年5月2日下午，席某某在女方明确拒绝婚前性行为的情况下，仍强行与其发生关系。过程中，吴某某曾点燃卧室物品并呼救，但被席某某拖回房间。当晚，女方母亲接到女儿电话哭诉后报警。席某某母亲虽签署协议承诺“领证后办理房产共有”，但双方协商最终破裂。5月5日，席某某被刑事拘留，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二审争议：证据与法律适用的博弈

2025年3月25日，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席某某家属坚持无罪辩护，其母郑女士更携带便携打印机出庭，称若宣判结果不利将当庭申诉。案件核心争议点集中在以下方面：

性行为是否自愿

席某某及其母亲主张，双方系自愿发生关系，事后因房产加名问题产生纠纷。其提供的行车记录仪录音显示，女方母亲曾质问“你强暴了她”，但席某某仅以“嗯”回应，未直接承认暴力行为。家属认为，女方事后反悔并索要房产，存在“事后反咬”可能。

证据链完整性

检方指控依据包括：女方身体抵抗伤痕、现场凌乱痕迹、女方母亲报警记录及席某某母亲签署的“加名保证书”。但辩方质疑证据链薄弱，指出缺乏直接物证（如DNA、衣物破损等），且女方陈述存在矛盾（如婚房内呼救却未及时逃离）。

缓刑适用争议

二审前，大同市中院委托司法机构对席某某进行社区矫正评估，暗示可能判处缓刑。但郑女士明确拒绝接受，坚称“必须无罪”。法律界人士指出，缓刑建议与一审三年判决的矛盾，反映司法机关对案件社会危害性的不同判断。

法律焦点：强奸罪认定的关键要素

根据我国《刑法》第236条，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包括“违背妇女意志”与“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本案中，法院一审认定席某某违背女方意愿，主要基于三点：

事前拒绝：女方曾明确表示反对婚前性行为；

事中反抗：存在肢体挣扎、呼救及毁坏财物行为；

事后控告：女方在事发后72小时内报警，且无证据显示其有“诬告动机”。

辩方则主张，双方已订立婚约且发生关系后仍保持接触，女方控告存在“事后反悔”可能。其提交的行车记录仪录音中，女方母亲提及“领证后加名”，试图证明双方存在婚姻合意。

社会舆论与司法公信力的碰撞

案件引发公众对“订婚性行为合法性”“女性权益保护与婚俗冲突”的激烈讨论。支持女方者认为，法律应严惩以“订婚”名义侵犯女性权利的行为；同情男方者则质疑“婚约是否等同于性同意”，并担忧“女方借机索要财产”。

司法公信力面临考验：一方面，一审判决被批评“未充分考虑婚俗背景”；另一方面，辩方对证据的质疑亦引发对“舆论干预司法”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司法机关在二审中主动引入社区矫正评估，试图平衡惩罚与教育功能，但缓刑建议与被害人诉求的冲突，凸显司法裁判的社会复杂性。

专家视角：无罪辩护的突破口与困境

北京市中闻（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凯分析，若席某某二审主张无罪，需从两方面突破：

实体要件否定：证明性行为自愿。例如提交微信记录、视频监控等显示双方亲密互动的证据，或证明女方事后未立即报警的矛盾点。

证据链质疑：指出控方依赖“孤证”（如女方陈述）的缺陷，或证明物证缺失（如无抵抗伤、处女膜完整等）。

但现实挑战巨大：一审已认定关键证据链成立，且强奸案中被害人陈述常被赋予较高证明力。此外，席某某母亲在保证书中承认“强暴”事实，可能成为二审不利证据。

案件启示：婚俗与法律的边界

此案折射出传统婚俗与现代法治的冲突：订婚的民间约束力如何与性自主权平衡？房产加名等物质条件是否影响性行为合法性？法律界呼吁明确“婚约不等于性同意”，同时建议完善婚俗纠纷的民事调解机制，避免矛盾升级为刑事案件。

结语：等待终局判决

4月16日，大同中院将揭晓二审结果。无论判决如何，此案都将成为中国司法实践中具有标杆意义的案例。对于公众而言，它更是一堂深刻的法治教育课：在追求婚姻自由的今天，尊重女性意愿、明晰法律底线，仍是不可逾越的文明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