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认识往往在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很难被人理解,甚至还不被人民群众所接受,正如唯物辩证法所讲:新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它的成长壮大一般都要经历艰难曲折的过程。
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就是一种面对当时中国革命环境的正确认识,属于一种新事物。在现在,我们作为后来者,当然认为毛主席军事思想是真理,是革命赢得胜利的保障;但毛主席军事思想,才出现的时候,并非如此,甚至一度被党内反对,它和其他伟大的思想一样,其发展的道路是曲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由于我党没有掌握“枪杆子”,从而束手无策,到中共六大,短短15个月,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有30多万,被监禁的有4600多人。党员的数量从1927年5月时的57967人,一下子降到11月时的17650人,减员幅度几达70%,党的组织体系几乎被彻底摧毁。
在“八七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我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种军事思想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也就没有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资本,只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但这么简单的道理,在当时却不被人理解。如毛主席所说:“他们(当时临时中央)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
直到1937年和国民党联合抗日以后,党内还有人主张放弃“枪杆子”,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的错误主张,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主张放弃枪杆子。
当然,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多次阐释:“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如此循循善诱,党内以及整个人民军队才从心底接受这个思想。
二、“诱敌深入”的的运动战方针,一开始是被抵触1930年10月,老蒋兴师10万,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并扬言要在3—6个月内彻底解决问题。
此时,毛主席领导下的红军大概只有4万人,敌强我弱,形势严峻,这种大规模的兵力作战还是第一次,应该怎么打呢?
紧急关头,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形势,主张在强敌进攻面前不要硬碰硬,提出了“诱敌深入”“退却到根据地作战”的运动战方针。也就是说先放弃根据地,让敌人占领,然后再寻觅战机,击败敌人。

但这个军事思想,当时被军队干部和群众抵触,认为我们一撤,敌人一进来,就会打烂了我们的“坛坛罐罐”,以后我们在这生活可就难了。
毛主席非常辛苦,但又没有办法强迫干部和群众接受他的军事思想,只能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他说:“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
事后,反围剿的胜利证明了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正确,不仅仅打败了敌人的围剿,又夺回了根据地。此后在1947年3月,在胡宗南集团25万人马的进攻态势下,毛主席又决定撤离延安。此时,质疑的人就几乎没有了。
毛主席在大会上对人民军队的子弟兵说:“敌人占领延安绝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延安来的。”

此时,毛主席的运动战思想已深入人心,与会士兵一遍又一遍地呼喊:“我们还要回来!我们一定能回来!”
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思想,一开始曲高和寡毛主席军事思想一直强调,放开双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建立我们的根据地。
1937年,日军大举进犯山西,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但到底怎么抗日,其实军内思想还没统一。
当时,太原齐聚了我党三大顶尖人物,刘少奇、周总理、任弼时,他们一起共同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
刘少奇是最接近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人,应该说他代表的是毛主席的想法,他认为:“在强敌面前华北早晚要沦陷,我们不必费力去帮国民党军队抵抗,还是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为好,有的用阎锡的名义,有的可以先斩后奏,不要因统一战线而缩手缩脚。”

周总理则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还是认为一切以统一战线为重。我党当时的主要主张就是要维持统一战线,因此,周总理在当时应该代表了党务系统很多人的想法。

任弼时当时是站在军队的角度,他代表了当时我党军队系统的想法。他则明确反对,认为刘少奇的观点是“民族失败主义”,军人,没有还未打仗就认输的道理,任弼时在《山西抗战的回忆》中说道:“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受困难,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他主张八路军要集中主力,和日军争一争山西,让“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

说实话,八路军那时候的实力很难和日军硬碰硬,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八路军应该很难守住山西全境。
在刘少奇、周总理、任弼时开完会后的当天,毛主席就发了电报给前线,说道:“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这个电报明确,八路军不能集中打仗,而是要坚持游击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
幸好有了毛主席的正确思想, 我军在敌后建立了强大根据地,不断发起游击战,在日本鬼子的卧榻旁破坏殖民统治,破坏侵略者"以战养战"的战略,让日本鬼子一日不得安宁,还鬼口夺食(夺枪炮装备、夺粮食补给、夺大衣罐头),硬是在敌人的心脏地带,打下了19个解放区,辖区人口过亿,军队人数上百万!
这种巨大的成功,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正确,也彻底被人民军队接受。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事例来看,毛主席的领袖位置确实不是自封的,我党所面临的处境,迫切需要推举出能够高瞻远瞩、具备长远战略眼光、具有高度军事素养的领袖人物。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在胜利与挫折的反复比较和考验中,历经各种艰难,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人民军队所接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