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印度对中国手机企业的政策逐渐从“合作”转向“打压”，而VIVO的股权争夺战正是这一趋势的缩影。从塔塔集团试图鲸吞VIVO股权，到避税指控、高管逮捕，再到大批跨国公司撤离，印度的这一系列操作不仅让莫迪政府的“制造业崛起”计划陷入困境，也让其营商环境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1. 塔塔集团的“鲸吞计划”：从合作到掠夺2024年6月，印度塔塔集团提出以9.28亿人民币的价格收购VIVO印度子公司51%的股权，并计划全面接管其管理层、销售和生产环节。这一方案表面上是商业合作，实则是对VIVO在印度经营权的全面接管。
不过，VIVO并未接受这一条件。双方因价格分歧未能达成一致，塔塔集团的计划最终失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件并非孤立，而是印度近年来对中国企业采取强硬政策的延续。
2. 避税指控与“杀鸡取卵”的罚款逻辑印度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并非始于塔塔集团的股权争夺。早在2022年，印度就冻结了VIVO印度子公司的119个银行账户，涉及金额高达5900万美元。2023年10月，印度以“洗钱案”为由逮捕了4名VIVO高管，并指控其通过“专利费”避税6247亿卢比。
这种指控并非空穴来风。跨国公司通过“专利费”“内部转移定价”等方式避税，是全球通行的做法。然而，印度却选择将其视为“非法行为”，并以此为由对企业进行高额罚款。以小米为例，2023年印度指控其避税555亿卢比，并罚款5.6亿人民币。这种“杀鸡取卵”的罚款逻辑，短期内或许能为印度带来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适得其反。
3. 印度的制造业之梦：从合作到掠夺印度的真正意图是通过“劫掠式合作”快速建立自己的手机产业链。塔塔集团试图通过收购VIVO股权，获取其技术、市场和供应链资源。然而，这种掠夺式的策略注定难以长久。
近年来，中国企业如VIVO、小米、OPPO等在印度市场投入了大量资源，建立工厂、完善供应链，并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然而，随着中印关系的紧张和印度政策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撤离。VIVO计划将600亿人民币的资产撤离印度，华为荣耀、富士康、福特等企业也纷纷削减在印业务。
4. 莫迪的困境：制裁大棒下的经济代价印度的制裁大棒短期内或许能带来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一场“竭泽而渔”的冒险。莫迪政府希望通过打压外资企业来扶持本土产业，但这种策略不仅未能实现制造业崛起，反而让印度的营商环境恶化，跨国公司信任度下降。
印度的制造业之梦，本可以通过吸引外资、完善产业链逐步实现，但如今却因政策短视而步履维艰。如果印度继续沿用这种“杀鸡取卵”的策略，最终可能人财两空。
写在最后印度对中国手机企业的打压，表面上是经济利益的争夺，实则是其制造业崛起战略的短视表现。从塔塔集团的股权争夺到跨国公司的撤离，这一系列事件揭示了印度营商环境的脆弱性。莫迪政府若想真正实现制造业崛起，或许需要反思其政策逻辑，改善营商环境，而非一味依赖制裁大棒。否则，印度的“制造业之梦”可能永远停留在幻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