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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起晚清大学霸，国学大师辜鸿铭绝对榜上有名。他精通中、英、德、法、马来、意、俄、葡、希腊、拉丁语等十余种语言，并将《大学》、《中庸》、《论语》翻译成外文，传颂于世界。

并且，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辜鸿铭不遗余力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却没有盲目崇洋媚外，始终以身作则地捍卫东方文明。

可也正是这一点，让辜鸿铭遭到了世人的唾骂。时至今日，这样的骂声依然没有停止。

和晚清时期那些开眼看世界的人相比，辜鸿铭显得开放又保守。

他于1857年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祖父辜龙池原是厦门同安人（一说泉州惠安），早年去马来经商，赚到了一笔不菲的资金，就在那里定居了下来。

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也是马来华人中的佼佼者，除了在当地经营种植园外，还和英国人做生意，并在一次贸易往来中，认识了英国富豪——博朗夫妇。

正是这对夫妇，改变辜紫云和他未来儿子的命运。

博朗夫妇在马来西亚拥有一个几百亩的橡胶园，当他们回国时，便将橡胶园托付给辜紫云看管。

时间久了，因为博朗夫妇总是麻烦辜紫云，他们也感觉不好意思。当看到辜紫云到了适婚年龄却还未成家时，便热心地为他介绍对象，而对方则是一位英国和葡萄牙混血的金发美女。

就这样，1856年辜紫云和混血美女结婚，1857年辜鸿铭出生。

因为家庭环境的影响，辜鸿铭很小就学会了中、马来、英、葡四门语言，还被无儿无女的博朗夫妇认作干儿子。

别看辜鸿铭从小在洋人堆里长大，但他身边的洋人都非常尊重中国人，并且母亲也好，义父义母也罢，反而都无时无刻不在告诉辜鸿铭一个道理。

据辜鸿铭回忆，他小的时候母亲和他沟通几乎都用外语，而且因为母亲也要忙于产业，基本也没怎么管过辜鸿铭。

但是自小母亲就告诉过他一件事：你要记住你是个中国人。

那时候辜鸿铭还不明白，就疑惑的问母亲：为啥你是英国人，却要让我记住我是中国人？

母亲则斩钉截铁地说：因为你是男人，你要像你爷爷和父亲那样有骨气！

除此之外，博朗夫妇对辜鸿铭的态度，也与大多数洋人不一样。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0月18号，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而远在马来的博朗夫妇不久后也知道了这件事，但他们并不支持这场战争，反而把年仅3岁的义子辜鸿铭叫过来，告诉他说：中国是你祖国，如今却任人宰割，你要明白落后会挨打，我们希望你能肩负起富国强国的重担。

不仅如此，等到辜鸿铭10岁那年，博朗夫妇因为业务拓展问题返回英国，还特意带上了干儿子，打算让他去欧洲深造。

辜家人虽然心中不舍，但也希望辜鸿铭在国外能学有所成，回来报效祖国。

临行之前，祖父辜龙池悄悄将辜鸿铭拉到祖先的牌位前，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以后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的是哪个国家的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也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改变了辜鸿铭的一生，但也让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辜鸿铭这一走，就是整整13年。

从小就极具语言天赋的他，在英国又先后学会了德、法、希腊、拉丁、意、俄等多门语言，并于1877年获得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那一年他才20岁。

后来，辜鸿铭来到德国莱比锡大学，一边任教，一边研究文学和工程学，顺带还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那时候，辜鸿铭在莱比锡大学声名鹊起。

30年后，蔡元培来到莱比锡大学，见到校园内挂了好几张辜鸿铭的照片，随处都能听闻辜鸿铭的传说。

40年后，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辜鸿铭的文章已经被写进了教材中。可见当时辜鸿铭的影响力。

即便如此，辜鸿铭在德国仅仅呆了三年，1880年，在众多学生和老师的挽留下，他仍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祖籍福建。

然而，当家乡人看到这个从外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所有人都傻了眼。

要知道，留洋归来的人，基本都是穿西装打领带，戴着绅士帽的。但这个24岁的青年回来后，却依旧穿着已经被上流社会淘汰掉的老三样：布鞋，长袍马褂，顶着一头金钱鼠尾辫。看起来比村里私塾的教书先生还要老土。

这主要还是因为，辜鸿铭即便留学多年，却始终不忘当年父母的教育和爷爷的叮嘱。

回国后，辜鸿铭就一心朴实地研究起了中国传统文化。并在这期间，将《论语》《中庸》《大学》翻译成英文并流传于海外。

那个年代，凡是翻译的著作基本上都半生不熟。不是翻译者没有文化底蕴，无法翻译出其中的精妙；就是语言水平不过关，译文驴唇不对马嘴，可这俩问题在辜鸿铭身上根本不存在。

因为翻译著作的流传，也使得辜鸿铭国学大师的形象，在国际上渐渐深入人心。

但在国内，对辜鸿铭的评价却一直都不太友好。

首先，有人觉得，辜鸿铭这个人人品有问题。这主要还是他那令人诟病的婚姻。

一直以来，辜鸿铭都算得上是青年才俊，在国外留学时，家里人也希望他能娶回一个洋人媳妇。但直到24岁的辜鸿铭留洋归来时，他依然保持单身。

如果说他是嫌弃人家外国女子金发碧眼也就算了，但回国之后，辜鸿铭却依然不急着自己的终身大事。

皇上不急太监急，眼瞅着辜鸿铭时光一蹉跎就要迈入30大关，对当时十来岁就结婚的青年男女来说，辜鸿铭的家人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起初，家里人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辜鸿铭听到这话后，终于表示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不喜欢洋人女孩，也不喜欢新式的时髦女郎，我喜欢大家闺秀，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精通琴棋书画的那种，最重要的是，要缠过脚。

这不就是活脱脱的旧社会女子？

那个时代，这事肯定不难办，没过多久，有朋友就告诉辜鸿铭，找到了一个非常符合他要求的人。这个女人叫淑姑。

淑姑，人如其名，是个娴静淡雅又淑女至极的姑娘。

她就像是为了辜鸿铭而生的一样：淑姑长得明眸皓齿，杨柳细腰，小脚，通琴棋书画，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大家闺秀。

辜鸿铭见之，当即春心萌动，立马求媒人上门提亲。结婚之后，辜鸿铭的事业也更上一层楼，个人著作层出不穷。而究其原因，竟是因为淑姑那双“三寸小脚”。

民间有俗语说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即便淑姑的脚不像那么夸张，但闻起来的滋味，大致也说不上有多好。

可辜鸿铭却丝毫不在意那些，他最喜欢把玩妻子的那双小脚。并且，淑姑的小脚于辜鸿铭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

辜鸿铭几乎每天都在写作，遇到文章不顺时，他就让淑姑脱下裹脚布，将脚放置在辜鸿铭的腿上。

而辜鸿铭则一边摩挲妻子的脚，一边创作，“红袖添香”，瞬间妙笔生花。

然而，即便辜鸿铭对淑姑如此满意，却也没有耽误他纳妾。

辜鸿铭的妾室是个日本人，名叫吉田贞子。

贞子的父母早年来中国经商，但和家里断了联系。于是贞子一个人来中国寻找父母。

可因为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再加上贞子样貌不错，竟然被拍花子拐进花楼卖了。

贞子性烈，宁愿被打死都不愿意接客，花楼的老鸨见其宁死不屈，就让她去做比妓女更低贱的事——去端茶送水伺候楼里其他姑娘。

而辜鸿铭不管婚前婚后，都有一个今天为人不齿的爱好：逛花楼。即便家有娇妻，但也死性不改。就这样，他和贞子相遇了。

辜鸿铭对于日语虽说不上精通，但也掌握一些。在得知贞子的遭遇后，便给贞子赎了身，带回家里给小脚妻当丫鬟。

彼时，辜鸿铭已经垂垂老矣，而贞子还是二八年华。淑姑哪里看不出来，丈夫将贞子带回家的真正意图？

淑姑自小熟读女四书，非但不反对丈夫纳妾，甚至还撮合丈夫和贞子。

就这样，辜鸿铭便过上了左拥右抱的生活。

贞子虽然不像淑姑那样有一双让丈夫怜爱的小脚，但她胜在年轻，如同一只解语花，温柔小意地伺候着辜鸿铭。

淑姑为辜鸿铭生下了两个女儿，而独生子辜守庸则是贞子为他所生，从情理上来看，辜鸿铭对贞子自然更加宠爱。

但婚后的第18年，年轻的贞子反倒因病率先去世了。

失去了贞子，辜鸿铭悲痛不已。他亲自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为爱妾选了一处墓地，贞子下葬之前，辜鸿铭更是用剪刀搁下了贞子的一缕头发，放入香囊中聊以慰藉。

他每晚只有枕着那个香囊，才能安然入睡。

但是，如果说这些爱好只是辜鸿铭个人，在婚姻上的恶趣味的话。那他身为公众认为，他的一些言语和行为，则更让人反感了。

辜鸿铭自豪于自己中国人的身份，除了穿着打扮尽可能复古，生活中也同样如此。

比如他会按照封建传统举办祭祀仪式，并摆上香案，整齐地放置好果蔬酒品，宛如招待客人一般。曾有外国人见之嘲笑道：你们在祖先的牌位前摆放那些玩意儿，他们又吃不到，有什么用？

辜鸿铭却问道：

“那照你这么说，你们国家的人去墓地祭拜先人时，那鲜花是不是也能省了？反正他们也闻不到味。”

辛亥革命后，全国剪辫运动盛行，但辜鸿铭还留着长辫子，有洋人嘲笑他，辜鸿铭却笑着反问：

那你们欧洲人为什么要蓄大胡子？

对于这种争吵，辜鸿铭都习惯了，并且每次都应对自如，从来不发脾气。但有一事情，却让她大发雷霆。

那是一个外国人故意挑衅辜鸿铭：“中国男人为什么要求中国女人裹脚？”

没成想，一向温文尔雅的辜鸿铭突然暴跳如雷：

你们西方女人不也要束腰吗？

而辜鸿铭之所以这么生气，主要还是因为妻子淑姑就是小脚女。

但如果说不剪辫，喜欢小脚女，还只是他个人爱好的话，那么有件事，无论如何让很人都无法接受。

古人讲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古代有钱有势的男人，就需要更多的女人开枝散叶。而至于女人，尤其是小妾，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生育机器。

除此之外，古代女人讲求三从四德，既有父从父，无父从夫，无夫从子。但这种憋屈的生活，随着近代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也有所改变。最显著的就是有意识地推行一夫一妻制。

例如胡适等新文化领袖，都是一夫一妻制的坚决拥护者。但一代国学大师辜鸿铭，却偏偏与他们唱反调。

胡适

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哪怕辜鸿铭在西方待过14年，但他依然坚定地认为，女人就该是男人的附庸，男人就该娶三妻四妾。并女人只有各司其职，才能将丈夫照顾好。

在他看来，女人最大的作用，不是为社会做贡献，而是生儿育女，当个贤惠的家庭主妇。

这样的观点一出，立刻遭到不少人的唾骂，但辜鸿铭的一番话，却又让质疑者哑口无言。

辜鸿铭表示：

“世间男人便犹如茶壶，而女人则犹如这配套的茶杯。你们说，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对于这样的诡辩，反对者一时之间也语塞了。倒是有不少女性站出来反击：

“那为什么你不把女人比作茶壶，男人做茶杯呢？如果我们是茶壶，按照你这个论调，岂不是说明我们也能有好几个茶杯？”

但辜鸿铭却又不慌不忙地问：

“你平常出门，会坐车吧？但不管你是骑自行车还是坐黄包车，家里应该都只会为这辆车配上一只打气筒吧？”

辜鸿铭的意思是，不管是自行车还是黄包车，家里只要有一个打气筒，这车就能出行。一时间驳得众人也哑口无言。

其实这主要原因还是当时女性觉醒的不够充分，内心一定程度上还是屈从于男权社会。再加上知识面也没有打开，才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

例如当时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其实就存在“一个茶杯配上几只茶壶”的情况。

而前文也说了，辜鸿铭本人也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这一理想，一生中娶了一妻，纳了一妾。

并且，辜鸿铭的娇妻美妾和谐相处，他为此得意不已，恨不得将自己的本事昭告天下。

比如说，当年在北大教学时，辜鸿铭就不止一次地在同僚眼前吹嘘自己的御妻之道，不仅会鼓吹身边人向自己学习，还出言嘲讽那些奉行一夫一妻新型婚姻制度的男人。

比如，因“惧怕妻子而恪守一夫一妻制度”的胡适，就被辜鸿铭讽刺了不止一次。

1928年，辜鸿铭逝世，享年72岁。

即便他已经去世将近100年了，但至今对辜鸿铭的评价依然毁誉参半。《大公报》评价他为：

中国文化之代表，中国在世界唯一有力之宣传员。

哲学家张中行说他：

在举世都奔向权和利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但更多的人还是说他“遗老”、“侮辱女性”、“妄自尊大”……哪怕主流媒体评价他的性格及观念时，也都是用“怪杰”、“叛逆”这样温和的却带着贬义的词语。

的确，辜鸿铭对于传统的信仰，达到了盲目的程度，不管精华还是糟粕，他都一并推崇。这对于近代推翻封建礼教，促进女性觉醒等方面，都带来了不小的阻力。

但他因为从小的生活环境，使得自己极为了解西方文化，对于诸如“束腰”、“蓄胡子”等问题上，他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文化的弊端，给当时盲目崇洋的人以警醒和启发。

并且，也正是因为有一大批像他这样的文人，在西学涌入之时，死死捍卫住了中国传统文化，才能让文明命脉得以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