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生在浙江嵊县浦口镇，家里是做绍兴黄酒生意的，算得上当地有头有脸的富商。他是家里的老五，上面还有好几个哥哥姐姐。家里本来指望他接手酒坊生意，但他小时候就不爱跟着父亲学酿酒，净喜欢捧着书本啃。

父亲看他这样，气得直接断了经济支持，觉得这小子不务正业。幸好他有个信基督教的叔父，帮他送到上海一所教会中学读书。这学校教的全是新式课程，英文、数学、科学啥都有，马寅初学得特别起劲，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01年，他考进天津北洋大学，学的矿冶工程。那会儿中国工业刚起步，学这个专业挺吃香。1907年，他成绩突出，被学校选派去美国留学。本来是继续学冶金的，但他发现国内冶金技术落后，学了也没啥用，干脆转到耶鲁大学读经济学。

1910年，他拿下经济学学士学位，又跑到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14年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写得特别扎实，数据详实，分析到位，被哥伦比亚大学直接拿来当本科教材。后来他还在纽约大学研究了会计和统计学，学术功底打得特别牢。

1915年，马寅初回国，第二年就到北京大学教经济学。他讲课逻辑清楚，喜欢用数据说话，学生们特别爱听。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站出来支持学生，帮被抓的学生说情，成功把人捞出来。1920年代，他在上海创办了东南大学商学院，还当过中国经济学社社长，办了《经济学专刊》杂志，翻译了不少国外经济学理论。

1927年起，他在浙江省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干过几任职务，比如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参与制定过《银行法》《票据法》等法规。不过他骨子里还是个学者，喜欢教书和研究，没太热衷官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寅初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还当了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他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忙着教学改革和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他推动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次普查可不得了，全国动员了250万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登记，硬是摸清了6亿多人口的底数。马寅初盯着普查数据，发现人口年增长率高达2.2%，算下来每年净增1300万人口。他觉得这事儿不简单，资源跟不上，迟早得出问题。

1957年7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提出人口增长太快会拖累经济，建议控制生育，最好一对夫妇只生一胎。这篇文章一出，像捅了马蜂窝，很多人觉得他唱反调，当时社会普遍认为人多力量大，多生孩子是好事。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马寅初被扣上“右派”帽子，挨了全国性批判。

1960年，他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还被软禁起来，日子过得挺艰难。1979年，中央为他平反，恢复名誉，还让他当了北大名誉校长。1981年，他被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因心肺疾病在北京去世，活了99岁。

马寅初不光是个经济学家，还是个书法家，擅长楷书和隶书。他的字受唐楷和魏碑影响，横细竖粗，棱角分明，写得刚劲有力。他给《经济学报》《银行期刊》题过字，笔锋犀利，透着一股学者风骨。他在教育上也很有想法，觉得读书得跟实践结合，搞死读书没用。他当北大校长时，特别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学生得有为人民服务的立场。

马寅初在《新人口论》里提出，人口增长太快，资源跟不上，粮食、土地、水都紧张，工业化也受影响。他算了一笔账：1953年人口6亿多，年增长率2.2%，50年后可能飙到26亿。他建议通过晚婚、避孕等办法控制生育，最好一对夫妇只生一胎。他还反对人工流产，觉得伤身体，杀生不道德，主张用教育宣传避孕知识，必要时可以用行政手段，比如对超生家庭收税。

但他自己的家庭情况却让人挑刺。他有两个妻子，生了八个孩子。第一任妻子张团妹是1901年父母包办的，婚后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夭折了。那会儿讲究传宗接代，没儿子在家族里抬不起头。马寅初的父母急了，1917年给他纳了个妾，叫王仲贞，比他小22岁，结婚时才13岁。王仲贞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到1926年，他最小的孩子出生时，马寅初已经有八个孩子了。

这事儿在当时不算啥稀奇的。清末民初，纳妾合法，很多人家都觉得多子多福，孩子越多越显家族兴旺。马寅初家是传统大户，父母对传香火看得特别重。他19岁结婚时，还没啥自主权，父母说啥是啥。纳妾也是家族压力，他拗不过，只能同意。张团妹和王仲贞相处得还行，家里没啥大矛盾。马寅初后来把两人都接到北京，住在一块儿，日子过得挺和气。

1957年《新人口论》一发表，批评者立马抓住他家庭这点开火。不少人觉得他言行不一，家里八个孩子，还好意思让别人只生一个？报纸上有些文章直接点名，说他“虚伪”，街头巷尾也有人议论，说他站着说话不腰疼。甚至有学者公开讽刺，说他身体好，精力旺，才有妻妾和一堆孩子。这种攻击有点上纲上线，毕竟马寅初的八个孩子都生在1926年前，那时候他还没开始研究人口问题，也没提计划生育。

其实，他家庭的经历反而让他更关注人口问题。他亲眼看到大家庭的资源分配有多难，孩子多不光养育成本高，教育也跟不上。他留过洋，见识过西方国家控制人口的做法，结合中国的情况，觉得不控制生育，经济没法起飞。他在文章里反复强调，计划生育不是限制个人自由，而是为了国家长远发展，提高人口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面对批评，马寅初没退缩。他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回应说自己的家庭是旧时代产物，子女都生在新中国成立前，跟他现在的学术主张没冲突。他还说，学术得讲数据讲道理，不能因为个人生活就否定科学结论。他的回应逻辑清楚，但当时社会氛围不支持他，很多人就是觉得他“站不住脚”。

这事儿也反映了时代局限。那会儿一夫一妻制刚写进1950年的《婚姻法》，但社会观念没完全转过来，纳妾的家庭还不少。马寅初的家庭是传统社会的缩影，他没法完全跳出那个框框。但他后来的研究却是超前的，跳出了“多子多福”的老观念，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1957年被批得体无完肤，但时间证明他看得远。1970年代末，中国经济改革起步，人口压力暴露无遗。1953年人口6亿，1964年涨到7.23亿，1969年超8亿，1976年到9.3亿，1982年破10亿。粮食产量跟不上，城市就业岗位不够，农村土地越分越碎。马寅初当年担心的资源短缺、工业化受阻，真的成了现实。

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推行，1980年正式定为“一胎化”。政府到处宣传“一个最好，两个最多”，还定了严格的超生罚款。计生办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工厂、学校都得报生育计划。这政策效果明显，1980年到2000年，出生率从2.2%降到1.2%，总和生育率从2.8掉到1.5。据官方统计，计划生育让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缓解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工业化、城市化能快速推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口负担轻了。

马寅初的理论为这政策提供了依据。他1979年被平反，中央公开肯定《新人口论》的价值，人民日报还说“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同年，他被任命为北大名誉校长，1981年当选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他晚年身体不好，腿脚瘫痪，耳朵也背，但还惦记着人口问题。1982年5月10日，他去世前，桌上还放着没写完的人口研究稿子。

不过，计划生育的长期影响也带来了新问题。2000年后，老龄化开始冒头。1980年代生的独生子女长大了，劳动力比例却在下降。2005年，60岁以上人口占全国的11%，到2020年飙到17.4%。养老金压力大，年轻人养老人负担重。农村尤其明显，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老人没人照顾，养老院又不够。性别比也出了问题，因为重男轻女观念，1980年代到1990年代出生性别比偏高，2005年达到118:100。到了婚龄，男的多女的少，光棍问题在农村挺严重。

政府慢慢意识到这些问题，开始调整政策。2013年，先放开“单独二孩”，让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能生俩。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所有夫妇都能生两个。2021年，又推出“三孩”政策，还加了延长产假、育儿补贴等配套措施。可效果不太理想，2020年出生人口只有1200万，创下新低。年轻人嫌养孩子成本高，房价、教育、医疗压得喘不过气，很多家庭宁愿不生或只生一个。

马寅初要是活着，估计也会为现在的低生育率发愁。他当年提计划生育，是为了解决资源短缺，但没料到老龄化和低生育会来得这么快。他的理论在当时是救急的药方，但社会变了，药方也得跟着调。他的故事让人感慨：一个学者，顶着压力说出真话，影响了国家几十年，可他的家庭又被拿来当靶子。他的八个孩子，生在旧时代，成了新理论的“软肋”。这矛盾听着挺讽刺，但细想想，又挺真实。人活在时代里，谁能完全跳出去？

马寅初的贡献没法否认。他用数据和逻辑，喊出了别人不敢喊的话。1979年平反时，北大礼堂里坐满了人，给他鼓掌。他坐在轮椅上，手里攥着拐杖，没多说话，但那场面够震撼。他的书法作品还留在北大图书馆，字里行间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今天看他，争议还在，有人说他超前，有人说他理论有局限。但不管咋说，他敢为国家想长远，这份胆识不是谁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