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李德的大名，在中国可以说广为人知。作为一个德国人，他在1933年来到中国，又在1939年离开，一共在中国生活了七年，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

许多人记得他，主要是因为他在军事路线上犯了错误，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踏上长征路。

但鲜为人知的是，李德在中国还曾经历过两段婚姻，并有一个儿子。只不过，这两段婚姻最后都惨淡收场，成了他晚年挥之不去的黯然回忆。

李德的本名叫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他在青年时代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战场上，他被俄国人俘获，送进了战俘营。但让人惊奇的是，李德不仅没有死，还在十月革命后加入了苏联红军，成为一名骑兵团长。

1932年春，布劳恩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执行“反日本帝国主义、反蒋介石的双重斗争”任务。来到中国后，布劳恩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李德”，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

届时，中央总负责人是博古，这个25岁的苏联留学生，虽然精通马列主义，更是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其对军事问题却一窍不通，片面相信苏联的革命经验，所以他对李德这个“洋顾问”奉若神明，言听计从。

虽然李德名义上是军事顾问，但实际上掌握着中央大权。多年以后，他在回忆里这样写道：“我的职务只是一名顾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变得好像拥有最高权力了。”

因此他也被很多人私下里称作“太上皇”。毛主席也不止一次的说过：“中国人的事，为什么要让一个德国人来做主呢？”

为了照顾李德，组织给予了他非常优越的生活条件，专门给他修建了一座独立面积约100平方米的房子，距离中央办事处只需步行5分钟。

又因为李德是德国人，喜欢吃面包，但面粉在瑞金可是个稀罕物。为了给他做烤面包，战士们往往要跑到外地去买面粉。

要说组织对李德已经极尽关怀，作为共产主义战士，他理应心怀感恩，更加卖力地为中国革命事业做贡献才是。

然而并没有，李德其实是一个道德极其败坏的人，完全无法与切格瓦拉等革命先驱相提并论。关于这一点，从他的婚姻上就能看出。

李德这个“洋顾问”大权在握，高高在上，个人生活也被纳入了“革命需要”。

著名将领陈士渠就曾回忆：“李德刚刚来到部队，提出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组织给他找个中国伴侣。”

然而作为外国人的他，身材样貌差异巨大、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天差地别，都使得中国女子对其望而生畏，谈之色变，更别说和其谈恋爱结婚了。

有一次，李德在苏区根据地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红军女战士，便直接向其表达爱意。没想到对方是有夫之妇，匆匆赶过来的丈夫对李德毫不客气，甚至大打出手。

让人惊诧的是，博古在知道这件事后，不但没有劝阻，反而认为李德不远万里来为中国革命工作，应该找个伴侣，照顾他的生活。

但在这件事上，很多人都表示“我才不肯把女儿嫁给洋人，就是嫁不出去，也不嫁洋人！”

最终只得博古亲自出面，找来一个广东籍贯的女战士，一番好说歹说，终于做通了她的思想工作。

于是在不久后，这位名叫萧月华的广东姑娘就和金发碧眼的洋顾问结婚了，成了李德的第一任妻子。

像这样生拉硬凑的婚姻，自然不能长久。李德这个人有很多缺点，其中最让萧月华无法忍受的便是大男子主义，以及对女性的不尊重。

李德曾几次要求萧月华辞去工作，专心照顾自己，但都被拒绝了。还有一次，萧月华来到李德住处，只是因为吃了一盒饼干，李德就大发雷霆。

由于李德用德语吵架，萧月华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

之后，由于李德在根据地胡乱指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之后，他仍然坚持己见，继续“纸上谈兵”，结果打出了惨淡的湘江之战。

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家终于认识到，所谓的洋顾问，其实是“中看不中用”。

工作上的失利，让李德的脾气愈发暴躁，妻子萧月华就成了他的出气筒，时不时就对其拳打脚踢，导致她身上常常青一块紫一块。

萧月华实在无法忍受，就闯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声泪俱下地控诉：“周副主席，请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我要跟他离婚....”萧月华哭得伤心欲绝，哪有半点昔日英姿飒爽的红军女战士的风采。

毛主席听说此事后，也为萧月华鸣不平，呵斥李德：“打老婆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去打湘军、桂军、中央军......”

可在李德看来，萧月华既然嫁给了自己，别人就不能干涉和插手自己的家事。

然而毛主席却义正言辞的反驳了李德的观点，他说：“萧月华同志首先是一名中国人，红军战士。捆绑不能成夫妻，为什么我们党的中央机关要包办这种事情呢？”

毛主席继续说道：“今天，我管个闲事，行使一下我这个中华苏维埃主席的权力，月华同志，跟我离开这里。”然而，即便如此，萧月华终究没能和李德离婚。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央红军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判。至此，也终结了这个“洋顾问”“太上皇”的军事指挥权。

这便是党历史上生死存亡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它确立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地位，红军也从被动走向主动，迎来了新的生机。

在长征路上，李德倒是变了性子，对怀孕的萧月华体贴入微。红军到达陕北后，萧月华给李德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宁宁”。

即便如此，萧月华还是提出了离婚的要求，李德想抖威风，没想到萧月华一反昔日的温顺，义正言辞地说道：“你想干什么？这是延安，不是瑞金。”

于是在1937年，萧月华与李德离婚，儿子交由女方抚养，之后二人老死不相往来。逃离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婚姻生活后，萧月华专心革命工作，在抗日战争中做出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她历任湖南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政协委员等职，1960年还被授予了大校军衔。1981年，以副军级待遇离休。

李德与萧月华的婚姻是在特殊情况下有人强行撮合的，不能说二人没有一丝感情，但于萧月华而言，这段婚姻生活无疑是苦多于乐，不愿再被提及的。

因此，她与李德的孩子也少有记载，近乎销声匿迹。

第一段婚姻，是因李德特殊的身份和权力而成的，随着他“军事顾问”身份的倒塌，这段包办婚姻也走向了终点。之后，心灰意冷的李德想着离开中国，但却遇到了他在中国的第二任妻子。

延安时期，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曾主动前来访问。

同为外国人，李德对斯诺感到十分亲切，于是吐露心声说：“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这段话说明，李德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开始进行了自我反思。

但失去了领导地位，李德自然也失去了以往的“特权”，在延安时期，由“独立房子”变成城外无人居住的农舍，他也逐渐淡出领导层，不再参与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已然没有了李德的立足之地。

1936年，延安与莫斯科的无线电恢复后，李德便多次提到请求回苏联。政治上的失意，再加上根据地生活的困苦，李德自然心生退意。

但此时的苏联正在进行大清洗运动，这个时候可不是回莫斯科的好时机，李德只得暂时作罢。

此后，李德主要从事抗日军政大学的军事教学工作，毕竟他有着正规的军校学习经历，先后还发表了好几篇关于对付现代武器策略的文章，总还能为革命发光发热。

但巨大的地位落差，让李德的心情无比郁闷，工作起来也十分乏味。正是在这个时候，李德遇到了自己在中国的第二任妻子——李丽莲。

李丽莲本是上海著名演员，她十六岁的时候便在中国第一部严肃歌剧《王昭君》中饰演主角王昭君。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更好的进行抗日宣传，李丽莲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鲁艺学院进修。

李丽莲外表清秀，又精通英语和富有文艺细胞，李德对其可谓一见钟情，迅速展开猛烈的追求。

李丽莲也被这个富有故事和风趣的外国人所打动，再加上李德大小还是一个干部，在延安有一定地位，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结婚后，李丽莲所结识的艺术家、文人常常来李德家做客，以往冷清的窑洞逐渐热闹起来。

李德与李丽莲的婚后生活也非常融洽，二人常常一起跳舞散步。得此佳人，让李德一扫失败的阴霾，他甚至打算一辈子都留在中国，不再回苏联了。

然而世事无常，这段美满的婚姻也不过维持了一年。原来，苏联与共产国际了解到李德早已失去军事顾问的作用，就想召回他。

李德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他本想带着妻子李丽莲一同离开，但事发突然，李丽莲来不及办理护照签证，只得含泪目送李德离开。

之后，李德乘飞机从兰州出发经新疆回到了莫斯科，他长达七年的中国之行就此画上句号，此后再也没回来。

1949年，李德返回了故乡德国定居，在此期间他将自己在中国的那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写成了《中国纪事》，这本书在1973年发表。但成书一年后，他本人就在德国去世了。

李德一去不返再无音讯，他和李丽莲爱情无疾而终，后者余生继续从事文艺事业。1939年，她出演了话剧《日出》，在延安轰动一时。

1946年，李丽莲又遇到了著名剧作家欧阳山尊，两人情投意合，最终步入婚姻殿堂。

新中国成立后，李丽莲担任全国妇联对外联络副部长，致力于妇女工作，直至1965年病逝于北京。

李德的两段婚姻，都无疾而终。无论是“捆绑婚姻”的萧月华，还是“自由恋爱”的李丽莲，无疑都是其中的受伤者。

与“洋顾问”的过往，给两个年轻女性留下了不堪回首的过往，这是时代造就的婚姻悲剧。

但二人都没有消沉下去，而是展现出女性的独立精神，继续在革命事业中发光发热，在厚厚的历史中留下了女性奋斗的精彩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