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日，潘汉年作为上海代表团成员在北京出席会议期间，突然向时任上海市长陈毅汇报了自己过去的一些历史问题，并主动对自己的某些行为进行了反思和检讨。
1944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主动向组织坦白了一些重要情况。这位49岁的领导干部作出这一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当时的政治环境、个人处境以及组织要求等多方面原因，促使他选择了坦诚相告。这一行为背后，折射出特殊历史时期下领导干部面临的复杂局面。
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他来到上海，开始在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担任校对工作。就在那年的11月，通过他人的引荐，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0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推动无产阶级文学和思想领域的斗争，潘汉年被任命为左联主席团书记。他深入参与左翼作家的各项活动，创办了多份刊物，抨击当时政府，宣扬共产主义革命理念。
潘汉年涉足情报领域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35年。同年8月，他使用“水番三郎”这一化名，搭乘一艘苏联商船，历时一年多，最终在1936年9月抵达莫斯科。
1936年，潘汉年在共产国际接受了新型密码技术的专业培训。经过三个月的系统学习，他熟练掌握了这套加密方法。同年8月，经过长途跋涉，他抵达了中共中央驻地陕北保安。在保安期间，他先后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转达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同时详细汇报了此前在南京与国民党方面就联合抗日进行协商的具体进展。
194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委派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初步协商。然而，由于国民党在西北战场的军事优势明显，导致此次谈判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1936年12月12日，正当国共谈判陷入胶着状态时，西安事变突然发生，震惊全国。事件发生后，中共方面迅速做出反应，委派潘汉年负责与南京政府进行协商。潘汉年随即展开行动，与宋美龄、宋子文等关键人物建立联系，通过多方沟通协调，最终促成了这一重大事件的和平化解。
1937年7月，抗日战争正式打响，潘汉年随即被任命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随着上海被日军占领，他转移至香港，与廖承志一同着手建立八路军在香港的办事处。
潘汉年依然活跃在情报战线上。1939年秋，汪伪政权情报部门负责人李士群暗中向中共递出橄榄枝，希望建立沟通渠道。在获得上级批准后，潘汉年与廖承志随即安排人员前往李士群住所，着手搭建双方的联系渠道。
1941年12月，日本向英美等国开战，潘汉年决定直接与李士群见面，目的是获取重要情报。此后，两人一直保持联系。
1943年4月，为了获取日军对新四军根据地的扫荡计划，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指派潘汉年前往上海执行情报任务。抵达上海后，潘汉年迅速联系了李士群的下属胡均鹤，并表达了与这位汪伪政权特务头目会面的意愿。
胡均鹤和潘汉年一起去了南京李士群家，结果发现李士群不在家。他们打听到李士群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汪公馆。
胡均鹤领着潘汉年前往汪公馆。在汪公馆内，胡均鹤不仅与李士群见面，还在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得以与汪精卫会晤。
根据历史记载，在双方秘密会谈期间，汪精卫向潘汉年提出建议，希望中共能够加入其政权下的议会体系。面对这一提议，潘汉年当场明确回绝，既保持了应有的外交礼节，又毫不妥协地表达了中共的坚定立场。这一回应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的政治态度。
随后，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回到上海。他在那里与李士群再度碰面两次，并以商人胡越明的身份，在四川北路一处日本军官住所内，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科长都甲大佐。
1943年4月上旬，潘汉年从外地回到淮南革命根据地。在向饶漱石汇报工作时，他重点介绍了在上海进行的情报搜集工作，并汇报了获得的重要情报：日伪军近期不会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潘汉年在此次汇报中只字未提与汪精卫会面这一重要情况，原因至今仍是个谜。
国民党情报部门掌握了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的消息。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广泛议论，给共产党的声誉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
在潘汉年亲自澄清后，毛泽东确信这些传言纯属捏造，并向饶漱石发送了电报，内容如下：“1939年潘汉年离开延安时，中央社会部曾指示他设法争取并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构中为我方提供情报。香港沦陷后，潘汉年抵达上海，通过袁殊的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了争取工作。此事前后潘汉年都向延安中央社会部报告过，当时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刘晓也知情。后来潘汉年从上海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他去南京与李士群第二次会面，这一点你们也都知道。至于敌伪和国民党特务机构声称潘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诽谤。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潘汉年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反而取得了不少成果。这类工作今后还要继续大胆开展……”
1943年9月，李士群在苏州家中因食用含有剧毒的牛肉饼突然身亡，他与潘汉年之间的情报较量也随之画上句号。紧接着，1944年11月，汪精卫的去世让那场秘密会面的参与者再次减少一人。
1945年4月，潘汉年出席了中共七大，随后留在延安，进入中央社会部任职。到了1946年9月，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动，他前往香港，负责组织将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一批重要人士从上海转移到香港，再从香港护送他们进入中共解放区。这一行动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确保了这些人士的安全，并推动了后续的政治进程。
在那段时期，潘汉年积极推动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的投诚工作。同时，他还参与了组织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机构及人员集体起义的行动。这些举措有效地瓦解了国民党在重要部门和机构中的控制力，为新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5月，上海获得解放，潘汉年重返这座熟悉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后，他相继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与统战部的负责人，并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以及上海市副市长等职。
就在潘汉年在新职位上大展拳脚的时候，国内正悄然酝酿着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波。这场风波的核心人物有两个：一个是被称为“东北王”的高岗，另一个是潘汉年的前上司饶漱石。
1952年11月，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席，紧接着在1953年2月，饶漱石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此后，两人因私欲和权力野心不断滋长，逐渐形成联盟，策划了一系列破坏党内团结、企图夺取更高权力的行动。高岗甚至毫不掩饰地向党组织提出个人权力和职位的要求。
在1953年12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得知相关情况后，对高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强调必须增强党内团结，提出了具体建议。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一份重要文件，名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份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对高岗和饶漱石进行批评，揭露了他们破坏党内团结的行为。全会认为，这两位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党的统一，必须予以严肃处理。这次会议标志着党中央对党内分裂活动的坚决打击，体现了维护党内团结的决心。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高岗和饶漱石的决议。根据决议内容，两人被开除党籍，同时被免去所有党内外的职务。
在上海市委的这次重要会议上，潘汉年作为代表参与了讨论。与他一同出席的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和夏衍，这五人加上潘汉年，构成了上海代表团的六人阵容。陈毅市长担任了代表团的领导职务。
此外，就在六个月前，胡均鹤作为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的关键目击者之一，也是当时唯一还活着的见证人，已经被警方拘捕。
抗日战争结束后，曾在汪精卫政府任职的胡均鹤被国民党判处十年监禁。1949年初，他与其他一批囚犯同时获释。
出狱后，胡均鹤权衡再三，决定通过老朋友潘汉年投奔共产党。他设法联系到了在香港的潘汉年，潘汉年指示他去丹阳与饶漱石和扬帆会合。
胡均鹤回到家，一脸沮丧地对妻子赵尚芸说：“共产党好像对我失去信任了。”赵尚芸却没那么悲观，安慰他道：“别这么想，潘汉年了解你的过去和贡献。你得挺住，别被眼前的困难打倒。”
潘汉年对这些情况心知肚明。自从胡均鹤被捕，他就一直心事重重，情绪低落。现在，看到饶漱石和扬帆接连被组织处分，他意识到自己也被卷入了这场风波。
1955年4月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以“高饶事件”为例，再次敦促中央高级干部主动向党组织坦白未公开的历史问题。由于胡均鹤被捕后可能供出他与汪精卫会面的细节，潘汉年深感压力巨大。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主动向组织坦白这一事实。
4月2日，潘汉年主动约见陈毅，详细交代了1943年在南京与汪精卫会面的具体情况。他坦诚地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并对自己当时的行为进行了深刻反省和检讨。这次谈话中，潘汉年没有隐瞒任何细节，直面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悔意。
陈毅意识到事情严重，立即整理成书面报告，呈递给了中南海的毛泽东。毛泽东审阅后十分愤怒，他未曾料到潘汉年会隐瞒如此重要的情况长达多年，如今在压力下才不得不坦白。
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李克农整理相关资料后，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提交报告，明确指出潘汉年并非内奸。尽管如此，潘汉年仍经历了长时间的审查过程。
1956年4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哪些人不能杀？像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甚至连被俘的战犯如宣统皇帝和康泽也不杀。不杀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该杀的罪行，而是杀掉他们对大局不利。”
潘汉年经历了长达七年的监禁后，1962年最高人民法院对他进行了审判，并于1963年6月宣布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到了1976年1月，他的刑期被进一步加重，改判为无期徒刑，同时被永久剥夺了党籍。
1979年，时任中央纪委领导的陈云着手联系当年事件的参与者，着手整理资料以澄清潘汉年的冤屈。经过详细的重新审查和调查，到了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一份官方文件，宣布恢复潘汉年的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