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9年1月3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组建后，陈云主持了一次会议，吸引了全国100多名委员参与。
刘丽英在收到调动通知后，迅速采取了行动，没有耽误时间，直接回到沈阳处理工作交接事宜。到了2月，她准时前往中纪委报到。
刘丽英因其在"两案"审理中的突出表现而广为人知。作为党组织指派的办案人员，她全程参与了案件的审讯和审判工作。正是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公众才首次目睹了她在法庭上的专业形象，从而对她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刘丽英47岁时被调到中央任职，这标志着她人生新篇章的开始。这一年成为她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为她后续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她已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而这次调动则开启了她事业发展的新阶段。在中央工作期间，刘丽英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为她在相关领域取得显著成就提供了平台。这一调动不仅体现了组织对她的信任，也反映出她自身的能力和潜力。通过这次工作变动，刘丽英在职业生涯中迈出了关键一步，为后续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刘丽英：办案一定要“板上钉钉带拐弯”】
刘丽英来自山东东平，1947年加入了东北民主青年同盟。这个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团结青年，共同参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在那个动荡的时期，刘丽英同样未能幸免于时代的冲击，但她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毫不动摇。即便到了晚年，她的手腕上依然清晰地保留着当年被铐的伤痕。正是因为她亲眼见证了国家法律和秩序遭受的严重破坏，内心那份强烈的正义感驱使她下定决心，誓要改变这种局面。她深知，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为社会的公正与法治贡献一份力量。
1979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组建后，刘丽英被调任为该机构的专职委员。
中纪委刚恢复运作那会儿，大家都挺迷茫，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陈云当时担任中纪委书记，一干就是九年。他重点抓了党的作风建设工作，面对复杂局面，他还说过一句印象深刻的话。
纪检监察部门应强化自身职能，不能软弱无力，而要以铁腕手段履行职责。
陈云的指示为纪检干部确立了明确的工作准则。他的讲话为各级纪委人员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南，成为监督执纪工作的重要依据。陈云的观点不仅阐述了纪委工作的基本原则，更为反腐倡廉实践指明了方向。他的言论体现了党中央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一讲话精神贯穿于纪委工作的各个环节，成为纪检监察干部履行职责的根本遵循。陈云的论述深刻阐明了纪委工作的性质、任务和方法，为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中纪委刚成立时，由于缺乏相关经验，仅设立了两个检查部门。其中，第一检查室主要负责与企业相关的监察工作，而第二检查室则负责监督党政机关及公检法系统。刘丽英当时担任第二检查室的副主任。
随着工作量的增加，组织决定抽调刘丽英组建第三部门，主要负责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地方事务，涵盖八个省市。
第三室刚成立时，人手严重不足，即使大家拼命加班，工作还是堆积如山。刘丽英后来回忆，那段时间经常要熬到凌晨一两点才能收工。
深夜的铃声总让我心惊胆战，唯恐案件处理不当，导致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作为办案人员，我时刻担心工作中可能出现失误，造成无法挽回的司法错误。这种压力如影随形，尤其是夜深人静时，任何突发状况都足以让我彻夜难眠。确保每起案件都得到公正处理，成为我最大的职业焦虑。
尽管如此，刘丽英对每起案件都设定了极高的标准：
处理案件必须做到“钉牢钉子还要打弯”，意思就是查案结束后，仅仅固定证据还不够，还得进一步深挖，让证据链条更加稳固。钉子可能被拔出，但打了弯的钉子就无法轻易移除。
1983年，中纪委第三室主任刘丽英收到了一封来自运城纪检干部张戈的紧急信件。信中揭露了当地部分官员非法侵占扶贫资金，以及挪用防洪物资修建私人住宅的严重问题。张戈因坚持公正办案，不仅自身遭遇不公，连其家人也受到了牵连。
刘丽英收到信件后，马上启程前往运城，投身案件调查。她没有盲目依赖提交的报告，而是亲自核实张戈信中提及的细节，通过实地走访，最终收集了确凿的证据。
经过深入调查，专案组成功为张戈洗清了冤屈。同时，他们还揭露了一系列领导干部违规建造私人住宅的案例，并对那些挪用扶贫资金和盗用防洪物资的官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在接手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刘丽萍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建立了一套系统化的操作流程。这些成果为后续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指导，使得后来者能够更加顺利地开展工作。她的努力不仅提升了工作效率，也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准化的工作模式，为未来的案件处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尽管案件调查表面看似顺利，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了多重障碍。
然而，随着后续工作的不断深入，刘丽英面临的挑战也逐渐增多。
【党的纪律就是铁的纪律】
1982年初，刘丽英率领中纪委特别调查组前往东北，针对一起涉及贪污和非法索取的案件展开深入调查。
刘丽英作为一位从东北地区成长起来的干部，面对调查家乡的案件时，常常面临不小的挑战。在这些工作中，她不时会遇到有人试图通过宴请或说情来影响案件进展的情况。
在此案中，张某的父亲担任某市市委副书记一职。刘丽英在调查过程中，特意向省委干部强调：
这起案件必须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尤其要彻查案件主谋的父亲，也就是那位市委副书记，是否存在不当行为或失职情况。调查应当深入细致，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确保彻底查明真相。对于涉案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应一视同仁，依法处理，以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刘丽英对案件的关键点心知肚明。经过省委调查，证实张某的父亲确实涉案。然而，部分省委领导建议从宽处理，原因是张父以往工作表现良好，且在特殊时期曾遭遇过不公正对待。
面对这一局面，刘丽英心中充满了愤怒。
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难道因为曾经遭遇过不公正待遇，就能为所欲为吗？党的规章制度中哪一条允许这类人享有特殊待遇？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没有任何例外。过去的不幸经历不能成为违反党纪国法的借口。我们必须坚持原则，维护党纪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确保所有党员都在同等的约束下行事。
在纪检干部执行案件调查任务时，面临的阻碍往往更为严峻。刘丽英在地方进行实地调研时，多次受到犯罪分子的恐吓，更有甚者，有人公然发出威胁，态度极其嚣张。
“谁都别想活着离开！”
每次前往各地开展调查工作时，刘丽英总会面对当地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但她从不退缩。
无论涉及何人，都要一查到底，看看是那些不法分子的势力更强，还是党的力量更强大！
在某次干部会议上，刘丽英发表了讲话，她提到：
对于外界认为我们干预过多的看法，我的回应是：当某些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法律法规，甚至司法人员滥用职权时，我们有必要采取行动，坚决予以纠正和查处。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我们不仅要管，而且要管得彻底，确保法律的权威和公正得到维护。这不仅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对人民群众负责的表现。
在长期的案件侦办过程中，刘丽英培养出了一支作风过硬的队伍。面对重大考验，团队成员始终保持坚定立场，毫不动摇地推进调查工作，展现了高度的职业素养和执行力。这支队伍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案件的深入调查提供了有力保障。
自1983年起，刘丽英便投身于一系列轰动全国的重大刑事案件侦破工作。她凭借专业素养和丰富经验，成功参与解决多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复杂案件。在长达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刘丽英始终奋战在刑事侦查第一线，为维护社会治安和司法公正作出了重要贡献。她的办案经历不仅展现了一名优秀侦查员的专业能力，更体现了其对法治事业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
1985年，中央纪委收到关于江西省省长倪献策涉嫌多次违反规定的举报。中央纪委迅速响应，派出由刘丽英负责的特别调查小组前往江西。通过收集和审查大量确凿的证据，调查小组最终对倪献策进行了查处。
由于倪献策在江西长期担任要职，势力深厚，专案组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然而，刘丽英并未因此退缩，她坚持要彻底查清事实真相。
党的纪律如同钢铁般坚硬，任何人都不能例外。无论是谁，都必须严格遵守，没有特殊待遇。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权可言。只有大家都遵守纪律，才能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纪律是党的生命线，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底线。
1994年，无锡的邓斌与北京市国安局一名官员联手，通过非法手段筹集了32亿元。这起案件因涉及人员众多、影响广泛，迅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中纪委派出刘丽英领导专案组，负责调查此案。
邓斌出生在江西樟树，最初只是个普通工人。不过，他嘴皮子利索，脑子也灵活，很早就干起了倒买倒卖的活儿。刚开始，他帮厂里的同事买些紧俏货，后来遇到缺货时，就拿其他更贵的东西顶替。这样一来，资金周转出了问题，邓斌便开始四处借钱补缺口。
由于这些原因，邓斌失去了工厂的工作。然而，她并未安分守己，尝试经营小生意却未能成功。随后，邓斌转而从事代购稀缺商品的行业。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邓斌抓住了时代机遇。当时相关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监管存在漏洞，这为她的非法集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在缺乏有效约束的环境下，邓斌逐步掌握了非法集资的操作手法，并将其运用得十分娴熟。她利用经济转型期的特殊环境，不断扩展其非法集资网络，最终成为那个时期典型的金融犯罪案例。
1985年，邓斌前往深圳经商，他凭借出色的口才吸引投资者参与集资活动。他向参与者承诺，每笔投资的回报率超过60%。凭借这一策略，他迅速吸引了大量资金。
1991年，邓斌执掌的无锡新兴工贸联合公司正式运营，尽管筹集了3.86亿资金，但亏损却超过千万。为了填补这一巨大缺口，公司不得不采取借新还旧的方式继续融资。
在邓斌的集资骗局中，众多参与者被卷入其中。刘丽英在调查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邓斌的线索，牵出了85起相关案件，涉及的党员干部接近百人。这一系列案件不仅揭示了邓斌的犯罪网络，也暴露了广泛的人员牵连，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邓斌被捕后，深知自己犯下重罪，始终保持沉默，不愿坦白。针对这一情况，刘丽英决定亲自进行审讯。
经过几次交手，邓斌发现对方实力非同寻常，询问后才明白：
“你是中央纪委的……你是刘丽英！”
“要是你早点来审问我，我早就全交代了，不至于拖到现在。”或者：“你要是早些时候来审我，我也不会一直拖到现在才开口。”或者：“你早点来审我，我就不会拖这么久才说了。”或者：“你要是早来审我，我也不会拖到现在才交代。”或者：“你早点来审我，我早就说了，不至于拖这么久。”
1999年7月2日，中央纪委派出的调查小组抵达沈阳展开工作。
刘丽英在办案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地域因素。作为曾在沈阳任职的官员，她在处理案件时常常遇到来自各方的人情压力和关系干扰。这种复杂的背景使得她在执行任务时不得不应对诸多外界影响。
我来自沈阳，最近在调查家乡的一起案件，确实挺有挑战的。不过既然任务已经交给我了，那就得认真对待，不能马虎。
刘丽英没有多言，直接投入到案件资料中，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她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说情，全神贯注于手头的工作。
根据相关记录，沈阳“慕马案”牵涉的人员总数超过100人，其中包括一名副省级官员和四名副市级官员。此外，该案还涉及17名党政主要领导。
【“我办的案经得起历史检验”】
1997年9月，刘丽英被任命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
由于亲自处理过几起重大案件，刘丽英后来被誉为现代的“女包公”。然而，刘丽英却向他人表示：
我的能力有限，但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处理案件时必须确保准确无误，绝不能制造冤假错案。
要彻底追查真相，难免会触及某些人的利益。在调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人的不满或抵触。想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就必须要直面可能产生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深入调查的行为，必然会触动相关方的神经，引发他们的反弹。因此，在坚持原则、查明真相的过程中，得罪人是在所难免的。
在处理沈阳“慕马案”期间，涉案人员的家属频繁进行各种活动，试图阻挠案件的正常审理。更令人震惊的是，部分专案组成员竟然收受了贿赂。刘丽英因坚持公正执法，遭到了一些人的诬陷，被指控包庇罪犯。此外，还有谣言称刘丽英的儿子为罪犯求情并受贿400万元。这些指控甚至被直接反映到了当时的中纪委书记尉健行那里。
刘丽英心知肚明，这些人只有一个打算，就是让她离开，阻止她继续调查。
当时，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与刘丽英进行了交流，在认可她人品的同时，也给予了她积极的鼓励。
“你办案态度强硬，自然会招来非议。但你不能退缩，必须坚持追查到底！”
中央领导对刘丽英的关心让她深受鼓舞，但她还是向中央提出请求，希望能派人深入调查她儿子的事情。经过详细调查，调查组根据实际情况，最终证明了她儿子是无辜的。
刘丽英的孩子事后还半开玩笑地对她说：
等你退休了，没人愿意搭理你，看你怎么办。
刘丽英开门见山地表示：
刘丽英处理过很多重大案件，但在媒体报道中却很少露面。如果不是通过相关资料，我们几乎无法了解她在办案过程中所面临的压力。她的工作往往低调进行，公众对她的贡献知之甚少。这种隐形的付出，体现了她在司法领域的专业和坚持。
刘丽英的低调作风，加上她职业特点的影响，可能是主要原因。
和刘丽英一起工作的人都评价她：
刘丽英给人的印象非常亲切，就像我们常见的邻家老奶奶一样平易近人。她待人温和，举止自然，丝毫没有距离感。这种朴实无华的气质，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亲近感，仿佛就是生活中常见的长辈。她的言行举止中透露出的温暖与友善，使她成为了一个令人感到舒适和安心的存在。
在沈阳调查"慕马案"时，刘丽英乘车经过一处大院，看到一名年轻士兵在严寒中站岗。她马上让司机掉头返回，下车后主动与这名战士握手致意，言语间充满关心和感激。这一举动体现了她对基层官兵的重视和体贴。
刘丽英在生活中非常低调，即便在中纪委办公大厅的宣传栏照片中，也几乎看不到她的身影。后来，在召开人大会时，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直接向她提出建议，希望她能多参与宣传工作。虽然刘丽英接受了这些意见，但她的习惯并没有太大改变。
不参与媒体访问，缺席庆祝活动，拒绝宴请邀约。
刘丽英在其职业生涯中仅有一次公开受访经历，那是她接受《明鉴》杂志两位记者的专访，地点设在黑龙江。这次访谈成为她工作历程中唯一一次面对媒体的记录。
随后，有记者再次尝试联系刘丽英，通过她的秘书提出采访请求，但遭到秘书的果断回绝。记者提到刘丽英曾接受过《明鉴》杂志的采访，秘书立即纠正了记者的这一说法。
他们之间的交流源于工作上的互动，并非正式的访谈场合。
《明鉴》杂志的记者于佩琴和张卓桥在采访刘丽英后，将对话内容整理成问答形式。在正式发表前，他们通过传真将稿件发送给刘丽英，请她进行审阅和确认。
刘丽英拿到这篇文章后，仔细阅读了全文，随后拿起笔，将文中大量涉及她个人及家庭情况的段落删除了。
刘丽英在中纪委任职长达24年，始终以身作则，严格执行纪律。她规定，一旦铃声响起，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到位，无论居住地多远。刘丽英本人更是模范，几乎总是最早到岗，最晚离开，展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1997年，刘丽英65岁时被任命为中纪委常委和副书记。多年后，她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公开表示：
我打算辞职了。
面对党和人民交予的重任，刘丽英毅然决定承担起这份职责。
由于长期坚守在基层工作岗位上，刘丽英的健康状况受到了严重影响。
在沈阳审理“慕马案”期间，刘丽英参与案件讨论时突发心脏问题晕倒。然而，她苏醒后开口的第一句话是：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是怎样的？
2002年11月，刘丽英结束了她多年辛勤的工作生涯，正式退休。
2018年，刘丽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
我退休已经16年了，每次有人来访，我都会询问是否有案件被重新审理。他们告诉我，至今没有一起案件被推翻，所有判决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刘丽英生于1932年，47岁时进入中纪委工作，历时24年，期间处理了许多重大案件，公正廉洁，深受尊敬。自1983年起，她连续四届担任中纪委常委，1997年晋升为副书记，2001年再次连任中纪委书记。
刘丽英的职业生涯中，多次成功侦破重大案件，这无疑是她最辉煌的成就。
刘丽英在晚年时公开表示：
我毕生都在追寻公平与公正，而这一理想最终得以实现，是在我加入中央纪委之后。在那里，我找到了实践正义的平台，真正将我的信念付诸行动。
长期的艰苦工作对刘丽英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经过党组织的正式审批，她在2002年正式退休，时年71岁。
刘丽英无法摆脱“女包公”这一称号，无论她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标签将一直与她如影随形。
现年九十多岁的刘丽英，随着生活的安定，健康状况也有所改善。她保持着日常的简单生活，像普通的老奶奶一样，过着平静的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