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召开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会上周恩来总理在安排主席台座位方面费了不少心思。

1969年4月1日到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这时候，距离1956年秋天召开的八大，都快过去十三年。

1957年夏天开始的反右派斗争越来越扩大化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让“左”倾错误进一步扩散开来。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里“左”倾偏差越来越严重，最后就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闹革命的浪潮一来，除了野战部队，各级党委都瘫痪了，基层党组织也都不活动了。

毛主席同样察觉到党内的组织生活非常不正常。

1969年第4期的《红旗》杂志发了一篇社论叫《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当时也公布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吐故纳新，吸收新鲜血液。

从10月13日开始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透露了中共九大就要召开的消息。

打这以后，中共九大的筹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一直到1969年4月初，那个所谓“吸收新鲜血液”还有“吐故纳新”的“九大”，总算是极不正常地拉开帷幕了。

中共九大是在敏感时期召开的，在这期间的种种安排肯定都得格外留意，座次安排更是重点所在。

中共九大召开之际，主席台上的座位安排极具特色。

对比特别明显，这其中的意味可太深远。

而这样的座位排列，既不是按姓氏笔画排的，也不是按资历来安排座次的。

照片一出来，当时就有好多人私下里议论开了。

甚至好多人都在猜，这么个座次安排，是不是有人在暗指，左边就是左派，右边就是右派？

座次安排这个事儿，可让周恩来总理费了不少心思。那时候他担任中共九大的秘书长，这个事儿必须得慎重考虑。

在中共七大开始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碰头会成员坐在主席台第一排。

那么江青的座位该安排在哪儿？这对周恩来总理来说可是个难题。最主要的，就是得把江青的座位安排妥当了，不让她闹起来。

为啥说难？就是因为江青身份特殊。

不管是论资格、资历，还是讲政治地位，江青都没资格坐到偏中间的位置。

可是，要是把江青的座位安排在边儿上，周恩来总理心里明白，她准得为这事儿闹个没完没了的。

于是周恩来总理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碰头会的成员安排在一侧，另一侧安排元老们就坐。

这么着，江青就能挨着政治局常委康生坐了，这样能靠中间点儿，省得她又吵闹。

在左边主要人物跟前，周恩来总理都给安排了麦克风，可右边那些元老就没有。

这样的安排，元老们心里也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们不过是参加者嘛，有事就来，没事就走呗。

这座位安排得可太妙了，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心里明白是咋回事，可台下的人就不清楚了。

但也幸亏有周恩来总理在那儿“指挥”着，这才没出什么乱子。

当时，中共九大在会议议程里总共开了三次全体会议。

4月14日开全体会议的时候，有个军人在会上发了言，这人叫孙玉国，是从珍宝岛前线来的。

孙玉国在珍宝岛战役里是战斗英雄，就因为这个，他才能来参加中共九大。

会议上孙玉国具体发了啥言，现在已经没人知道了，不过他的发言毛主席听了后觉得特别有趣。

他发言完后，毛主席很亲切地问他多大年纪了，参军多长时间了，老家是哪儿的。

孙玉国被伟大的毛主席问话时，激动得不得了，手都止不住地颤抖。

他把问题都老老实实回答完以后，就挺起胸膛，大步流星地走上前去，先是向毛主席敬了个礼，接着又跟毛主席握了手。

那时候，他紧张得腿都有点打哆嗦了，心也扑通扑通剧烈地跳着。谁能想到，主席台上座位的讲究，让本来就紧张的孙玉国，更是急得满头大汗。

孙玉国跟毛主席握完手后，就朝右侧走过去，他想跟坐在毛主席身旁的周恩来总理握手。

完事儿之后，林彪又朝着右边指了一下，还说了声“总理”，这意思就是让正打算往左边走的孙玉国回到右边去跟周恩来总理握手。

孙玉国心里隐隐觉得有点奇怪，不过他也没再多寻思，马上就照着林彪的指示向右转，跟周恩来总理握手。

随后，周恩来总理顺势和董必武等元老握手。这时候，总理又一次提醒孙玉国，让他往左边去，因为那边坐着碰头会的成员。

孙玉国急忙折返回去，握手完了后，孙玉国以为这就完事儿了，正打算走下台阶，却瞧见周恩来总理朝右边指了一下，孙玉国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握手还没结束。

然后，他又回到右边去了，跟坐在右边的元老们逐个握手，这么着才算是彻底弄完了。

孙玉国就是个基层军人，中央人事方面的那些复杂事儿他可完全不明白。多亏了周恩来总理一直在指挥，孙玉国才能稳稳当当的，顺利结束（事情）。

就从周恩来总理精心调座位这事儿就能看出些端倪，中共九大那绝对是一次很不一般的会议。

他的不同寻常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就是这个会议特别神秘。

说实在的，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由于长时间的混乱局面，咱们党在革命斗争里形成的保密制度基本上都被破坏得七七八八了，可这一回竟然奇迹般地严守住了。

并且，参加“中共九大”的代表和以往那些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可不一样，这一回的代表都没经过选举。

而是由各级革委会里的“党的核心小组”推荐确定的。

就因为这样，代表的成分就变得有些复杂了，他们要对群众保密可不容易。

所以，为了彻底切断和外界的全部联系，除了军政高级领导干部里极少数的代表之外，所有要参加中共九大的代表，在大会开始前的三个月，就已经悄悄集中起来。

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集中管理、组织学习，这样就能随时准备去参加达标大会。

代表这词有点鱼龙混杂的感觉，当时就出了件让人觉得特别好笑的事。

当时广东省的代表们都集中住在小岛宾馆。

年关快到了，可中央看起来还没有要开代表大会的迹象。于是，他就把自己的东西都整理好，打算离开回自己老家去了。

谁能想到，刚走到门口就被哨兵给拦住了，哨兵马上就把这事儿告诉给学习班的负责人了。

学习班的负责人晓得这事儿以后，着实被吓了一大跳。

他见到那位来自广东的代表后，就问人家：“不想去北京开会，去见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吗？”

谁能想到，他的回答让人特别意外。

这位代表特别认真地跟学习班的负责人讲，他家就他一个男的，要是不回去，过年的时候都没人杀猪！

代表的觉悟这么低，没办法，只能让人把他送回去，再换个代表过来。

就这么盼盼，最后可算是盼来了北京方面的通知。

晚上，空军的专机把各省的代表们送到了北京。

到北京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时间，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北京的宾馆。

各个住着代表的宾馆都有好多警卫看守着，戒备可严了，大门也紧紧关着。代表们都不许外出，屋里的电话也被拿走了。

甚至街边房间的窗户都不用开，晚上还得拉上窗帘。

就这么神神秘秘地一直保持到大会召开那天。

其次，会议场上的秩序也很不一般。

通常来讲，在这么严肃的场合，领导讲话的时候，底下都是安安静静、井井有条的。

但到了九大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九大的代表有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就是工农兵代表在其中占比最大。

就拿广东省的代表团来说，在那58名代表里，有42名差不多都是工矿或者农村来的代表。

这就表明他们的政治素养比较有限，在大型政治会议上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时候，是毛主席致的开幕词。

可是毛主席讲话的时候，喊口号声那是一阵接一阵的。

毛主席讲了二十多分钟的话，结果被打断了几十次。

下面那些工农兵代表，才不管毛主席讲到哪儿了，在讲啥。有时候毛主席话都还没说完，就有人站起来，带着大家喊口号。

那时候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只要有人起个头开始喊，就得把全部内容喊完。

并且不只是喊，还特别看重精神气，要不就会被当作缺乏“阶级感情”。

说真的，下面坐着的好多地方来的干部老同志，心里都觉得能听毛主席讲话可不容易，都特别想一门心思地听主席讲话。

可是老是被口号给搅扰、破坏。

当时毛主席正在讲党的历史，会场上的状况特别糟糕，毛主席自己都讲得有些不耐烦了，没辙，只能匆匆把讲话结束掉。

谁能想得到？这二十多分钟的讲话，秘书整理出来的稿子就只有649个字。这会场得乱成啥样，以前可从来没这样过。

中共九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

中共九大的时候，周总理担任秘书，要操心的事儿可不少。

座位安排不过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

周恩来总理安排座位的时候可是经过好多考量的，要兼顾到方方面面，所以才用心良苦地安排座位。

要是没有周恩来总理巧妙安排座位，江青估计又得大闹一场。

在那个特殊的时候，周恩来总理靠着自己的智慧，解决了好多像中共九大座位安排这类麻烦事儿，甚至是祸事。

周总理处理政事时所蕴含的智慧，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好好品味、琢磨、学习！

这可离不开周总理的才能与智慧，他思考事情那叫一个周全，就像水银泻地似的；处理问题极为敏捷，就如同电火行空一般。

这和他的勤劳也脱不了关系。他能连着几天几夜干活都不睡觉，还精力旺盛得很，就跟不知道累似的。

这和他的忠诚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对党和人民、对国家、对信仰一直都是忠心不二的。

周恩来总理的智慧超于常人，这在很多地方都能体现出来，而最明显的就是他特别擅长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

中共九大座位关系的处理就是一个很突出的表现。

周恩来总理在处理各种各样复杂关系的时候，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摸索出了不少很有效的方法。

周恩来总理在处理同与异、齐与不齐、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时，摸索出的办法就是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得反对两种极端的做法，其中一种就是只讲“同”却不讲“异”的做法。

这种做法没法看到事物的特殊性，肯定会引出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

二是要反对那种只说“异”而不说“同”的做法。

这么做，根本就看不到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联系，也瞧不见发展规律，肯定会让自己陷入孤芳自赏、自我孤立的状态。

中国古人老早就讲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晓得事物都是独特的。

并且，古人也发觉事物存在“齐”的这一面，得“同等看待”。

求同存异嘛，就是把齐和不齐的东西给结合到一块儿。

在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既不赞成那种只追求相同点而不顾差异的右倾做法，也不认可只强调差别而不寻求统一的“左”倾做法，他提出“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在思想方面可以‘求同存异’”。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定下了“既统一，又独立”这么个统一战线工作方针，周恩来把这个方针贯彻执行得那叫一个相当出色！

他在重庆的时候，一方面维护并且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民主抗日、打游击抗日、持久抗日这些主张，另一方面，也团结了那些想要抗日、积极参与抗日的好多朋友。

他觉得，光说“同”却不提“异”的右倾做法，“这是要把整个队伍都给送出去”；而只讲“异”却不讲“同”的“左”倾做法，“那是要把整个队伍都推出去”。

在外交工作方面，周恩来始终秉持求同存异的原则。

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他一直秉持求同存异的理念，这就让新中国代表团在这两个重要国际会议上都取得了成功，也为缓解国际局势出了大力。

他表示：“大家的智慧、才能和性格都不一样，彼此之间偶尔会存在矛盾。团结，就是在有共同之处的基础上把存在矛盾的各方整合起来。擅长团结的人，也就是善于在共同之处上整合矛盾的人。”

不管是处理内政事务也好，还是外交事务也好，周恩来总理每次都是怀着团结的想法出发，着重去分析矛盾各方的共同利益，然后促使矛盾各方衡量利弊得失，做到求同存异。

毛主席老是称赞说：“恩来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在党内外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擅长把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

周总理的智慧，那可是咱国家的宝贝，后人真该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