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的重机枪阵地总是会遭到“诡异”的炮击：没有震耳欲聋的炮声，只有几声沉闷的“砰、砰”响，随后机枪手和机枪就被炸成碎片。

日军使用的这款武器也是二战日军极具代表性的武器——掷弹筒。

日俄战争中，俄军临时改装的47毫米海军炮以曲射火力重创日军，催生了现代迫击炮的雏形。

日本虽赢得战争，但也因此深刻认识到曲射武器的价值。通过结合日本实际国情，如有限资源与战术传统特点，便发展出了掷弹筒这一理念。

1921年列装的大正十年式掷弹筒是日军装备的第一款掷弹筒，但其射程仅175米，且精度堪忧，日军中的反响并不佳。

直至1929年，在大正十年式的基础上改进的八九式掷弹筒出现，这款武器才真正成熟。

八九式全长431毫米、重4.7公斤的武器（仅相当于两支步枪），凭借膛线设计和专用89式榴弹（杀伤半径10米），射程跃升至700米，成为日军小队级火力的核心。

掷弹筒受欢迎的秘诀在于四点：

一是机动性，两人即可携带一具掷弹筒和8发弹药（总重约14公斤）；

二是声小、无光、无烟，即便是近距离发射，隐蔽性也非常高；

三是战术灵活，可发射手榴弹、烟雾弹甚至毒气弹；

四是可以作为直射武器使用，其发射角度最低可以低到15°，这使得在开阔射界上，在保证隐蔽性的前提下，精度会大幅提升。

二战爆发后，掷弹筒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都展现出了相当出色的优势。

淞沪会战中，日军掷弹筒的任务就是专攻国军机枪阵地，如国军第18军42旅的36挺重机枪中有32挺被掷弹筒摧毁。

面对火力差距，重庆第三十兵工厂于1938年仿制出“二七式”掷弹筒，累计生产4万余具。虽射程仅220米，但却大大增强了班组火力。

1941年，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成功仿制了八九式掷弹筒，名为“50小炮”，产量2500具左右。虽寿命仅30发，却解决了“有无问题”。

1941年后，部分主力部队通过缴获和仿制，基本实现了每班一具掷弹筒，显著提升了游击战火力。

美军对于掷弹筒的评价也相当高，美军将八九式误称为“膝盖迫击炮”（Knee Mortar），因初期有士兵试图抵膝发射导致骨折。

尽管闹出笑话，其威胁不容小觑。太平洋岛屿植被茂密，传统炮火受限，掷弹筒填补了机枪与炮兵间的火力空白。

美军的枪榴弹不到200米的射程远不如掷弹筒，这使得美军在这个空白地带总被日军压制。

而且在遭遇战中，掷弹筒的灵活性也被充分体现，一个人操作，经验丰富的老兵抬手就打；而美军的迫击炮小组需要部署和瞄准，枪榴弹手则需要换专用的空包弹，

日军常隐蔽于丛林，以掷弹筒突袭美军集结区，一发榴弹可覆盖10米范围，被美军形容为“野战炮般的爆破声”。

后来日军还将掷弹筒与机枪编组，利用地形实施“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让美军非常头疼。

当代学者经常争论掷弹筒是否属于迫击炮或榴弹发射器。

严格来说，它是两者间的过渡产物：比迫击炮更轻便，比榴弹发射器射程更远。虽然一些人认为掷弹筒属于超轻型迫击炮，但二者在原理和结构上还是有所区别。

这种“模糊性”恰恰体现了日军在资源限制下的创新，即用最低成本实现最大战术价值。

掷弹筒的设计理念也深刻影响了战后单兵武器发展。

其高低压发射原理（高压室燃气通过小孔进入低压室推动弹体）被现代榴弹发射器继承。如美制M79和M203使用的40x46mmSR低速榴弹就部分继承了高低压原理的密封性要求。

而日军“超轻型曲射火力”的思路，也在当代班组武器中延续，例如中国的QLT89式50mm榴弹弹射器、法国的TN8111式单兵用榴弹弹射器。

如今，博物馆中的锈蚀筒身，既是日军侵华的铁证，也是中国军民以弱抗强的见证。